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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顧頡剛
 

胡適與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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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顧頡剛

潘光哲
  在廿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胡適(1891-1962)與顧頡剛(1893-1980)都是一代學術鉅子,各有獨特的影響;雙方之間的交誼故實,亦堪稱學林嘉話。
  胡適與顧頡剛之締緣,始於1917年秋。那時胡適甫自美國求學歸來,任教北京大學,在「哲學門」(即哲學系)第一年級擔任「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等課程(註1),顧頡剛正是「中國哲學史」課程的選課學生之一。胡適教授這門課程的思路甚為獨特,「截斷眾流」,直接從《詩經》取材,讓一班上課的同學「舌撟而不能下」,已在中國傳統學術天地裡用功過的顧頡剛,則對之大為佩服。當顧頡剛於1920年從北大畢業後,任職北大圖書館,所得薪資不足以安居,胡適伸出援手,給予經濟上的支持,更令顧感念不已。雙方往來,愈臻密切。
  就胡適的學術研究來說,曾得顧頡剛的不少助力。當胡適要開展《紅樓夢》的研究時,顧頡剛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顧頡剛編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適長期借閱以備察考的資料。胡適對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與生活情況,始終關注,像是他囑咐顧頡剛校點清儒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便認為這既是有利於他的經濟狀況,也「於後學有益」的事。胡適也不吝借款給顧頡剛,以濟其不足,一度達二百廿餘元(註2),而顧頡剛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每月薪資不過才五十元而已。未幾,顧頡剛因為家庭因素而得離開北大,胡適即介紹顧頡剛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初中本國史教科書,月支酬金五十元。胡適對學生的照拂之情,對顧頡剛的為人有很大的影響。日後當顧頡剛在學界亦自成一家之時,也屢屢照顧學生輩的生活經濟狀況,甚至於讓學生以他的名字為各刊物寫稿,蓋如此稿費較高,學生藉此可得濟助也。

(註1)胡適當時在哲學門第一年級擔任課程為:「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均為每週3小時);在哲學門第二年級擔任「中國哲學史」(每週3小時),「中國哲學」(每週共6小時,與馬夷初每週各3小時)課程,見:《北京大學日刊》,第12號(1917年11月29日,2-3版)。
(註2)「顧頡剛日記(1926年1月6日)」,〈顧頡剛日記選刊(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文化》,1996年02期,頁243。

  1926年,顧頡剛編輯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從此,他的名聲開始顯揚於中外史學界;隨著《古史辨》各冊的陸續出版(全書7大冊,收入350篇文章),「古史辨學派」之名亦不逕而走,蔚為廿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一大流派。迴源溯流,在顧頡剛個人與「古史辨學派」方始萌生的學術成長歷程裡,胡適則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之一。對於錯綜複雜但卻真假難辨而又眾說紛紜的中國古代史事,該如何認識與理解,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有如石破天驚之聲,頓時引發不少批判性的回應。胡適則站在支援顧頡剛的一方,聲言顧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乃是「巔扑不破」的治學方法/觀念;蓋胡適本人治學,向來強調的便是這樣的路數,他考證《水滸傳》故事演變的成果,更為顧頡剛初期往辨偽治史之路的大步邁進,提供了示範。
  為著解決生活上的困窘,顧頡剛從1926年起飄泊於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之間,至1929年秋始返北平任教燕京大學,總算可以安定下來了。約略就在這個時分,胡、顧師生對中國古史的看法,開始萌生分歧。胡適不再全盤「疑古」,對於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展的考古事業,尤三致意,他的〈說儒〉等著作,更具體表現出他吸收傅斯年「重建古史」信念的樣態。相形之下,顧頡剛在把「偽史清了出去」(註3)的方面,則仍努力不懈。
  胡、顧雙方的學術路向雖然已有歧異,兩人始終保持還算密切的關係。當胡適於1931年重返北京大學出任文學院長等職,即擬邀請顧頡剛離開燕京大學,重返母校歷史系任教;顧頡剛仔細考慮之後,婉拒此議,推薦錢穆以代(註4)。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是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論壇之一,顧頡剛也為之寫稿,表示支持。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專刊中國歷史地理與邊疆史地之論著,象徵知識分子以史學經世的志向,也刊出胡適的父親胡傳在清季考察邊事的遺稿(註5)。胡適樂於提攜栽植學界後進,顧頡剛亦屢屢建言於彼,如他推薦楊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檔案」,也薦高去尋為「研究所考古學會的助理」(註6),又請胡適幫周一良的忙,認為胡適「能提拔這人一定是值得的」(註7)。相應的,胡適對待顧頡剛亦可稱熱誠,像他會留心顧頡剛沒有的書,知道他沒有《掛枝兒》一書,即於買到兩本後,分送一本給他(註8)。凡此可見,即使學術上意見已臻趨異,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在1930年代的關係,並未愈趨疏離;惟相較兩人在1920年代初期彼此論學往來不輟的密切情誼,雙方確實已有一段距離了。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胡適未幾便遠赴美國,為國事奔忙;顧頡剛則飄泊於中國西疆之間,仍致力於學術。師生相隔萬里,彼此不通音信,達六年之久(註9)。直到了1946年夏,雙方始重見於北平(註10)。只是,師生雙方情誼,已有明顯變化。

(註3)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五冊(北平:樸社,1935),頁262。
(註4)〈顧頡剛致胡適(1931年3月18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冊42,頁424-425。
(註5)〈顧頡剛致胡適(1934年9月25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45-446。
(註6)〈顧頡剛致胡適(1935年6月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0-451。
(註7)〈顧頡剛致胡適(1935年5月17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48-449。
(註8)〈胡適致顧頡剛(1935年5月1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20,頁339。
(註9)〈顧頡剛致胡適(1943年10月15(?)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2-454。
(註10)〈顧頡剛致胡適(1946年10月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6-457;函內謂「別來兩月,想一切安好」,可見雙方在兩個月以前應見過一面。

  在胡適這一方而言,他對顧頡剛的的情誼,因著多方面的因素,已愈趨微薄。當時顧頡剛主要的職務之一是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的總經理,有意出版胡適的著作(註11),卻未得其許諾(註12);甚至於胡適連對顧頡剛的學術成就,都未予肯定。如他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發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展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分學術榮譽的認知,顧頡剛卻「名落孫山」(不過,顧頡剛還是得膺院士桂冠之榮光)。相形之下,就現可寓目的顧頡剛寫給胡適的最後兩封信函來看(註13),顧頡剛還是對胡適執弟子禮甚恭,他既致函問候胡適健康,復述說自己往蘭州大學執教的情況,並願為胡適的「還曆紀念論文集」作文,更始終掛念姚際恆的另一部著述《儀禮通論》的下落,請胡適代尋,想在找到這部書後予以標點出版,「一來使沉埋二百餘年之著作復顯於世,二則並不負三十年前先生提倡之心」。蓋姚際恆的著述,正是顧頡剛的學術淵源之一,而當年胡適囑咐他校點《古今偽書考》一書的恩義,此際應該又浮現在顧頡剛的心坎裡罷(找尋姚際恆的《儀禮通論》,是顧頡剛日後始終懸掛於心的事;可惜,方其撒手人寰之際,猶未可如願(註14))!
  一九四九年之後,滯留於中國大陸的顧頡剛,在現實環境的逼壓之下,被迫得公開自我批判,與胡適「畫清界線」。身處美國的胡適,則在公開場合裡屢屢以顧頡剛等人的「批判」為例證,控訴在中國共產主義政權之下,人們沒有「沉默的自由」,聲言道「我的同胞是受奴役而沒有自由的」(my people are captive and not free)(註15)。這時候,顧頡剛等等知識分子的遭遇與處境,雖然被胡適轉化為「批判的武器」;與他們曾有過的情誼歲月,則多少也還縈迴在他的心頭。1957年,胡適重讀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之際,寫了一篇短記,還特別寫下了「記【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註16)一段話。只是,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姻緣,卻早已因師生的不同政治抉擇,在現實裡畫下句點。

(註11)〈顧頡剛致胡適(1947年11月27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8-462。
(註12)顧頡剛始終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的總經理,至1953年始因機構變更而「自動取消」(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350),在〈顧頡剛致胡適(1947年11月27日)〉函之後,顧頡剛至少仍致胡適二函,均未言及出版胡適著作一事,即可揣想胡適應未許其議。
(註13)即:〈顧頡剛致胡適(1948年8月30日)〉,〈顧頡剛致胡適(1948年9月13日)〉,均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63-466、頁467-469;以下敘述,即據此兩函,不再一一註明。
(註14)陳祖武,〈點校說明〉,(清)姚際恆(著),陳祖武(點校),《儀禮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4-19。
(註15)Hu Shih, “China Seven Years After Yalta”,收入:周質平(主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378-381;胡適同時還舉了陳垣的公開信與胡思杜的批判為例證。
(註16)胡適,〈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收入

相關參考資料:
黃艾仁,〈由親而疏說變異——胡適與顧頡剛的交往〉,收入:氏著,《胡適與中國名人》(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304-316。
顧潮,〈顧頡剛與胡適〉,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3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227-241。
季維龍,〈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關係和學術情誼〉,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第2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22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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