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廿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胡適（1891-1962）與顧頡剛（1893-1980）都是一代學術鉅子，各有獨特的影響；雙方之間的交誼故實，亦堪稱學林嘉話。
胡適與顧頡剛之締緣，始於1917年秋。那時胡適甫自美國求學歸來，任教北京大學，在「哲學門」（即哲學系）第一年級擔任「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等課程(註1)，顧頡剛正是「中國哲學史」課程的選課學生之一。胡適教授這門課程的思路甚為獨特，「截斷眾流」，直接從《詩經》取材，讓一班上課的同學「舌撟而不能下」，已在中國傳統學術天地裡用功過的顧頡剛，則對之大為佩服。當顧頡剛於1920年從北大畢業後，任職北大圖書館，所得薪資不足以安居，胡適伸出援手，給予經濟上的支持，更令顧感念不已。雙方往來，愈臻密切。
就胡適的學術研究來說，曾得顧頡剛的不少助力。當胡適要開展《紅樓夢》的研究時，顧頡剛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顧頡剛編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適長期借閱以備察考的資料。胡適對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與生活情況，始終關注，像是他囑咐顧頡剛校點清儒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便認為這既是有利於他的經濟狀況，也「於後學有益」的事。胡適也不吝借款給顧頡剛，以濟其不足，一度達二百廿餘元(註2)，而顧頡剛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每月薪資不過才五十元而已。未幾，顧頡剛因為家庭因素而得離開北大，胡適即介紹顧頡剛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初中本國史教科書，月支酬金五十元。胡適對學生的照拂之情，對顧頡剛的為人有很大的影響。日後當顧頡剛在學界亦自成一家之時，也屢屢照顧學生輩的生活經濟狀況，甚至於讓學生以他的名字為各刊物寫稿，蓋如此稿費較高，學生藉此可得濟助也。
(註1)胡適當時在哲學門第一年級擔任課程為：「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均為每週3小時）；在哲學門第二年級擔任「中國哲學史」（每週3小時），「中國哲學」（每週共6小時，與馬夷初每週各3小時）課程，見：《北京大學日刊》，第12號（1917年11月29日，2-3版）。
(註2)「顧頡剛日記（1926年1月6日）」，〈顧頡剛日記選刊（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文化》，1996年02期，頁243。
1926年，顧頡剛編輯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從此，他的名聲開始顯揚於中外史學界；隨著《古史辨》各冊的陸續出版（全書7大冊，收入350篇文章），「古史辨學派」之名亦不逕而走，蔚為廿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一大流派。迴源溯流，在顧頡剛個人與「古史辨學派」方始萌生的學術成長歷程裡，胡適則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之一。對於錯綜複雜但卻真假難辨而又眾說紛紜的中國古代史事，該如何認識與理解，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有如石破天驚之聲，頓時引發不少批判性的回應。胡適則站在支援顧頡剛的一方，聲言顧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乃是「巔扑不破」的治學方法／觀念；蓋胡適本人治學，向來強調的便是這樣的路數，他考證《水滸傳》故事演變的成果，更為顧頡剛初期往辨偽治史之路的大步邁進，提供了示範。
為著解決生活上的困窘，顧頡剛從1926年起飄泊於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之間，至1929年秋始返北平任教燕京大學，總算可以安定下來了。約略就在這個時分，胡、顧師生對中國古史的看法，開始萌生分歧。胡適不再全盤「疑古」，對於傅斯年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展的考古事業，尤三致意，他的〈說儒〉等著作，更具體表現出他吸收傅斯年「重建古史」信念的樣態。相形之下，顧頡剛在把「偽史清了出去」(註3)的方面，則仍努力不懈。
胡、顧雙方的學術路向雖然已有歧異，兩人始終保持還算密切的關係。當胡適於1931年重返北京大學出任文學院長等職，即擬邀請顧頡剛離開燕京大學，重返母校歷史系任教；顧頡剛仔細考慮之後，婉拒此議，推薦錢穆以代(註4)。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是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論壇之一，顧頡剛也為之寫稿，表示支持。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專刊中國歷史地理與邊疆史地之論著，象徵知識分子以史學經世的志向，也刊出胡適的父親胡傳在清季考察邊事的遺稿(註5)。胡適樂於提攜栽植學界後進，顧頡剛亦屢屢建言於彼，如他推薦楊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檔案」，也薦高去尋為「研究所考古學會的助理」(註6)，又請胡適幫周一良的忙，認為胡適「能提拔這人一定是值得的」(註7)。相應的，胡適對待顧頡剛亦可稱熱誠，像他會留心顧頡剛沒有的書，知道他沒有《掛枝兒》一書，即於買到兩本後，分送一本給他(註8)。凡此可見，即使學術上意見已臻趨異，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在1930年代的關係，並未愈趨疏離；惟相較兩人在1920年代初期彼此論學往來不輟的密切情誼，雙方確實已有一段距離了。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胡適未幾便遠赴美國，為國事奔忙；顧頡剛則飄泊於中國西疆之間，仍致力於學術。師生相隔萬里，彼此不通音信，達六年之久(註9)。直到了1946年夏，雙方始重見於北平(註10)。只是，師生雙方情誼，已有明顯變化。
(註3)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五冊（北平：樸社，1935），頁262。
(註4)〈顧頡剛致胡適（1931年3月18日）〉，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冊42，頁424-425。
(註5)〈顧頡剛致胡適（1934年9月25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45-446。
(註6)〈顧頡剛致胡適（1935年6月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0-451。
(註7)〈顧頡剛致胡適（1935年5月17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48-449。
(註8)〈胡適致顧頡剛（1935年5月1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20，頁339。
(註9)〈顧頡剛致胡適（1943年10月15（？）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2-454。
(註10)〈顧頡剛致胡適（1946年10月6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6-457；函內謂「別來兩月，想一切安好」，可見雙方在兩個月以前應見過一面。
在胡適這一方而言，他對顧頡剛的的情誼，因著多方面的因素，已愈趨微薄。當時顧頡剛主要的職務之一是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的總經理，有意出版胡適的著作(註11)，卻未得其許諾(註12)；甚至於胡適連對顧頡剛的學術成就，都未予肯定。如他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發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展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分學術榮譽的認知，顧頡剛卻「名落孫山」（不過，顧頡剛還是得膺院士桂冠之榮光）。相形之下，就現可寓目的顧頡剛寫給胡適的最後兩封信函來看(註13)，顧頡剛還是對胡適執弟子禮甚恭，他既致函問候胡適健康，復述說自己往蘭州大學執教的情況，並願為胡適的「還曆紀念論文集」作文，更始終掛念姚際恆的另一部著述《儀禮通論》的下落，請胡適代尋，想在找到這部書後予以標點出版，「一來使沉埋二百餘年之著作復顯於世，二則並不負三十年前先生提倡之心」。蓋姚際恆的著述，正是顧頡剛的學術淵源之一，而當年胡適囑咐他校點《古今偽書考》一書的恩義，此際應該又浮現在顧頡剛的心坎裡罷（找尋姚際恆的《儀禮通論》，是顧頡剛日後始終懸掛於心的事；可惜，方其撒手人寰之際，猶未可如願(註14)）！
一九四九年之後，滯留於中國大陸的顧頡剛，在現實環境的逼壓之下，被迫得公開自我批判，與胡適「畫清界線」。身處美國的胡適，則在公開場合裡屢屢以顧頡剛等人的「批判」為例證，控訴在中國共產主義政權之下，人們沒有「沉默的自由」，聲言道「我的同胞是受奴役而沒有自由的」（my people are captive and not free）(註15)。這時候，顧頡剛等等知識分子的遭遇與處境，雖然被胡適轉化為「批判的武器」；與他們曾有過的情誼歲月，則多少也還縈迴在他的心頭。1957年，胡適重讀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之際，寫了一篇短記，還特別寫下了「記【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註16)一段話。只是，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姻緣，卻早已因師生的不同政治抉擇，在現實裡畫下句點。
(註11)〈顧頡剛致胡適（1947年11月27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58-462。
(註12)顧頡剛始終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的總經理，至1953年始因機構變更而「自動取消」（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350），在〈顧頡剛致胡適（1947年11月27日）〉函之後，顧頡剛至少仍致胡適二函，均未言及出版胡適著作一事，即可揣想胡適應未許其議。
(註13)即：〈顧頡剛致胡適（1948年8月30日）〉，〈顧頡剛致胡適（1948年9月13日）〉，均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42，頁463-466、頁467-469；以下敘述，即據此兩函，不再一一註明。
(註14)陳祖武，〈點校說明〉，（清）姚際恆（著），陳祖武（點校），《儀禮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4-19。
(註15)Hu Shih, “China Seven Years After Yalta”，收入：周質平（主編），《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378-381；胡適同時還舉了陳垣的公開信與胡思杜的批判為例證。
(註16)胡適，〈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收入
相關參考資料：
黃艾仁，〈由親而疏說變異——胡適與顧頡剛的交往〉，收入：氏著，《胡適與中國名人》（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304-316。
顧潮，〈顧頡剛與胡適〉，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3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227-241。
季維龍，〈胡適與顧頡剛的師生關係和學術情誼〉，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第2輯（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223-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