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朋園

　　本文著重在胡適與梁啟超三方面的關係：第一是政治上的接觸，第二是學術上的見解，第三是彼此的友誼。政治方面，當胡適還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梁啟超已經名滿天下，在胡適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人物。直到完成留學歸國，胡適認為國家大任只有梁啟超一型的人物有資格承擔。但五四運動使胡適「爆得大名」，他的觀念有了改變。雖沒有捨我其誰的氣概，但肯定梁派已經「過氣」，不願在政治上與之結合。學術方面，胡適從知道天地間有所謂學問開始，便對梁啟超十分崇拜，他之所以走向學術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是受了梁啟超的啟發。但是後來他們的學術境界不同，見解不同，彼此常有爭論而甚至引起不快，但胡梁之間的友誼始終是正面的發展，胡適視梁為「老輩」，備至尊敬。梁氏過世之後，胡適十分悲悼，數十年之後，仍然追念不已。這是我們所得的綜合印象。
　　胡梁之間這三方面的關係，如果稍作進一步的觀察，或許會發現更深一層的意義。政治上梁啟超想拉攏胡適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力圖振作，正在「招兵買馬」，胡適這樣的新秀是任何政治組織所不能放過的。然而五四以後的胡適，聲譽隆起，身價百倍，他是不願輕易投入任何一個陣營的。胡適當然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從進步黨、國民黨以致於共產黨，恐怕都不在他的眼下。他一生沒有下海做政黨黨員，一則是他有自己的理想，再則與他的個性似乎有關。胡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在此無法討論，但其嚮往美國的民主政治則甚顯然。國內的政治集團，有政黨之名而無政黨之實，各黨的意識型態更是叫人難於滿意。胡適拒絕了梁啟超與林長民，已決定了他日後之不願捲入其他任何政治集團。胡適很想從北大圈子中發展出一個新的胚胎。然而知識分子間的分歧，胡適是可以體會的。加上一個從事學術工作者的興趣在故紙堆中，只有在衝動的情緒下，寫寫時論性的文章，聊以滿足自己的政治興趣。
　　學術上胡適的治學興趣既受梁啟超的影響，日後之敢於分庭抗禮，這完全是學術代溝的關係。梁啟超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學術的進步，日新月異。胡適從美國回來，帶來了杜威的實驗主義，在方法上已經超越了梁氏。胡適說梁啟超缺乏「統系的訓練」，或許指的就是搜求證據工夫之不足。如然，這是一針見血的批評。梁氏的學問，博學有餘而系統不足，往往七分證據便說了八分話。這不是他有意如此，而是方法上的無從兼顧。由於證據搜求的不足，往往論證就受到了限制。一言以蔽之，胡梁之間在學術上是兩代人物，從方法上就可以看出。然而論學術的發展，必先有前代的歷練，然後有新生代的繼起。梁啟超可以說是上一代，胡適可以說是新生代，學術在演進中，兩代之間當然不免於分歧。
　　胡氏在治學方法上超越了梁氏，而梁氏並沒有這一種感覺。梁啟超從二十四歲就名震全國，不免自認智慧過人，加上不斷求變的興趣，未嘗久與學術脫節。雖然曾經兩度做官，為時甚為短暫，還以為自己是學術界的執牛耳者。因此，當他批評與他相似早年得志的青年學者胡適時，才會那麼老氣橫秋，不留餘地。然而胡適是留學回來的，有博士學位，提倡文學革命，同樣站在時代的尖端，受到了批評，當然是會生氣的。但究竟胡氏接受過傳統的洗禮，不忘長幼有序的舊規範，無論他如何生氣，如何不滿於梁的批評。只能在日記中流露自己的感情，在公開場合，絕不反唇相譏。胡適不僅不與梁氏爭論，更是牢牢記住梁氏啟發他的恩惠，以晚輩待梁，他們之間有著一份深摯的友誼，使胡適久久不能忘記。
　　胡梁的交往關係，可以說是兩代知識分子的選例。他們二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高度的智慧，早年得志，以言論起家，著作等身，時論性及學術性的著作都很豐富，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尤其以批評的態度處之。兩人也有許多不同之處，最明顯的是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梁啟超生長在中國轉型的初期，他從傳教士的文章和翻譯的西書，就得到了「足夠」的知識，就可以走在時代的尖端，以一隻常帶感情之筆，就可以做言論界的驕子──掀起了求變思想的狂潮。胡適十八年之後進入這一個潮流，他更容易推動這一個求變的巨輪。但是後來者需要更多的條件，正好胡適是歐美回國的留學生，所以在他領導下的求變運動更具狂飈的意味。結果梁啟超被拋擲在後面，胡適顯得更為突出。這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寫照。然而我們不可忘了梁已完成先驅者的使命。
　　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應該可以認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承先啟後範例。梁胡相同之處，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不同之處正可見出時代在迅速的蛻變中。（此文為張朋園先生〈胡適與梁啟超〉一文的結論部分，全文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5下冊（1986年12月），頁8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