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顧了徽州新安江流域茶業中心城市屯溪的崛起與發展歷程。明代弘治年間，屯溪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街市。明代後期，源自休寧的松蘿茶帶動了休寧茶業的興盛，屯溪作為縣內水路中樞，成為政府茶葉引票管理機關巡檢司的駐地，而當時位於屯溪下游的歙縣茶產，一般並不過境屯溪。十八世紀以後，廣州外銷興起，在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背景下，下游的茶產也逆流過境屯溪轉運廣州，從而推動屯溪的進一步發展。茶業周邊產業隨之大量集聚，更加鞏固了屯溪的茶業中心地位。1842年上海開埠之後，即便下游茶產可以直接運往上海，屯溪以其產業服務優勢，依然吸引了下游茶產逆流而上至屯溪精製，再集中轉運上海。同時，產業移民的集中也進一步推動了屯溪生活服務產業的繁榮和城區的擴大。統觀屯溪的發展歷程，最初的崛起乃基於其所處的腹地交通中心地位，然而隨著屯溪實力的增強，輻射面的擴大，其實在位置日益偏離新的腹地中心，但已有的產業基礎繼續鞏固加強著屯溪的城市區位。這一經驗表明，經濟的空間布局中同樣存在著與制度演進相似的「路徑依賴」現象。1929年遭土匪洗劫焚毀的屯溪，在三年之內迅速恢復，這一事件作為屯溪城市發展史的濃縮版，不啻為以上結論提供又一有力證據。

     宣統時期，為挽救財政危機，清廷下決心將西方預算制度移植中土。制度移植的成效取決於各種因素，各省督撫的態度至為關鍵。在對待預算的態度上，督撫群體前期傾向於積極引介仿效，後期則選擇消極敷衍抵制，無不基於中央與地方財政二分的現實。各省疆臣出於對清廷憲政籌備政策的非議以及固守一隅之利的目的，對預算編製、預算監督等環節施加各種影響，並以倡議設內閣、開國會方式來表達挽救預算危機的呼聲，冀能影響中樞決策，謀取國務權力。中央和各省的議政機構承擔著審議預算和監督財政的責任，為爭取預算審議、捍衛預算監督的權利，先後進行了各種努力。在督撫和部院大臣的敷衍下，監督效果實難彰顯。督撫群體化解上下財政利益衝突的作為，嚴重制約了清季預算移植的制度效應。清廷本藉試辦預算挽救困境，卻因政治和人事矛盾激化而難逃覆轍。

     1928年底，北伐完成，蔣中正已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導中心。蔣具有英雄氣質，事必躬親，益以時代的進步，飛機的使用趨於普遍，便捷無比，致蔣於其後十年間出外巡視各地較前頻繁。1937-1945年抗戰期間，蔣長駐重慶，坐鎮西南大後方，領導抗戰，甚少出川遠巡，主要還是安全上的顧慮。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結束，然國共內戰又起，而且愈趨激烈。在此內戰期間，蔣離重慶或南京出巡的次數，遠較抗戰時期為多，主要是1948年冬季以前，共軍只佔有全中國部份土地，絕大多數擁有機場的大城市猶在國軍手中，蔣出巡受到的制約甚為有限。加以共軍裝備較差，空軍尚在組建中，蔣乘座機出巡，殊少威脅。由於國共內戰係以北方（華北、東北、山東）最為熾烈，故蔣的出巡中，以赴北方的次數最多。而北平係文化古都、北方首要名城和軍政樞紐，1948年1月，國民政府且明令定北平為陪都，是以，蔣巡視北方多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在此召見北方軍政要員和各界重要人士。本文的主旨，即在論述1947年蔣中正以北平為主要駐停地的兩次北巡，包括其背景原因、經過、特色和影響。

     本文從「加盟模式」的角度，檢視台北亟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與原則，並更深一層分析它潛藏在參與名稱背後的價值判斷與文化意涵。在加盟模式下，台北因擺盪在「中國名分」與「台灣名分」之間，故政策目標也因之游移不定。自2002年起，民進黨政府揚棄以「中國名分」參與世衛的傳統思維，進而落實「台灣名分」，2007年更不顧美國反對，改以「台灣」為名申請加入世衛，目的在凸顯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國際名分，以達國際法的宣示效果。政黨輪替後，馬政府則公開承認「九二共識」，讓台北參與國際組織的國際名分再次回到中國名分。簡言之，台北的國際名分，必須具備「既像中國、又不是中國，既像台灣、又不是台灣」的巧妙，始能為北京、美國以及國際社會所接受。

     本文針對三方面的批評做出回應：第一個方面是片面性，專講中共領導人之間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不講中共領導人的崇高信仰和寬闊胸襟；第二個方面是延安整風乃共產黨全黨共襄盛舉，不應該責以民主自由或人道主義的價值；第三個方面是既同情中共革命又否定中共革命，思想呈現矛盾。本文針對這些批評，一一加以回應，尤其針對「老延安」何方先生的指教，提出商榷。本人認為當局者迷，許多指教只有論斷，卻無論證，何方先生老延安的優越感導致他誤讀本書，而其一意追求歷史定論，也造成他無法容忍異見的獨斷傾向。《紅太陽》一書不允許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然新出資料也證明本書主要論點是站得住腳的。《紅太陽》的修訂再版，將修正個別史實錯誤，其基本架構則維持不變。本文最後指出延安整風經驗的特殊時空背景，建國以後奉為治國方略，造成歷史災難；鄧小平宣布與時俱進，加以揚棄，只是變得較遲，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