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西界外的瞻對，由於地險人強，易守難攻，加上地理位置足以控扼川藏之間的南北兩條通道，乃屢為不法，旋剿旋叛，成為雍乾以來所謂的「三千里地方，一百餘年邊患」。尤其是掘起於道光晚期的瞻酋工布朗結，更造成川邊地區長達十數年的動亂，長期阻斷驛路，甚至危及西藏，對川邊的安
定與清廷的治藏，影響深鉅。也因此，當同治四年(1865)藉藏兵之助，剿滅工布朗結之後，清政府決定接受川督駱秉章等人的建議，將全瞻之地賞給達賴喇嘛，歸西藏管理。然而擔對賞藏之後，不但邊唐、未見消詞，反因為西藏之介入，愈成多事之區，肇亂之源，從而更加劇了川邊地區的動盪不安，瞻對問題亦由局部之邊息，演變為關係川藏大局的嚴重問題。導致鹿傳霖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接任川督不久，即不得不再度用兵，並力主將其收回，但中樞主政者始終認為瞻對一事，牽動西藏全局，而瞻前顧後，廷議數變，卒使全案功虧一簣，徒失早日整頓川邊的良好契機。

影響所及，有如錫良所言：「自恭壽等仍請賞還西藏， (瞻對藏官)驕橫倍前，各土司益以國威為不足畏，漢官為不足重。」也正是鹿傳霖所擔心的「啟土司之輕藐，長藏番之刁風，以後邊務更難措手。」叉如近人吳豐培編輯《清季籌藏奏贖}一書時所慨嘆r 便當時能觀厥成，則西康改行省早實現於十數年前，而藏番叉何敢藐視中朝，抗令不遵，而釀英兵入藏之禍哉! J則吾人透過此段史實的研究，不僅有禪於暸解鹿傳霖力爭的用心與措施的始;於清代瞻對問題後期的演變與惡化，亦可有助於釐滑。

1990 年代以來「大中華經濟圈」 (Greater China Economic Zone) 、「世界華人網絡」 (Global Chinese Network)等等語詞屢見於報章雜誌，這是以文化
關係建構經濟關係的一個概念。本文以自治時期台灣商人在華南、東南亞、滿洲國的移民、投資與貿易等經貿活動為基礎，思考文化關係在建構經濟關
係時的有效程度。全文所用資料，以台灣、日本、美國、新加坡、中國大陸相關圖書館所藏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和台灣銀行的調查、日本領事報告及僑
界、滿洲國和台灣的報紙等為主體。文中由此時台灣人因閩粵次文化的方便，其移民、投資以華南最多、東南亞次之、滿洲國最少，論證文化關係對移民、投資助益較多。文中叉由1932 年至1939 年之間，台灣與滿洲國的貿易值為臺灣與福建貿易值的六倍，台灣與東南亞貿易值的八倍，台灣與滿洲國間的有無相通較台灣與華南、東南亞為多論證在進行貿易時，比較利益法則可以凌駕文化關係之上。文中亦由中日交戰期間日本佔領廈門之時，透過文化關係之便而在廈門包辦諸多生意之台商主要支援日軍，推論即使在移民與投資方面，也可能發生政治經濟考量凌駕文化關係的情況。由上綜論「大中華經濟圈」、「世界華人網絡」等概念的侷限性。

本文利用典藏在莫斯科的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的共產國際檔案，來探討蔣經國在蘇聯的求學生活。包括他的學習情形、感情生活、政治生活，特別是他父親清共之後，他在蘇聯如何自處的問題。同時也初次披露蔣經國與馮玉祥女兒馮弗能的戀情和他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候補黨員的會
議討論。作者試圖用人的角度，而不是用完美無瑕的神聖領袖角度來看蔣經國留學時期，期能呈現出一個較真實的歷史面貌。

蔣經國在校認真求學，俄文學習或許不盡理想，思想上的進展則頗受其父肯定。此外，他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甚至一度成為托洛斯基派。他在父親清共之後譴責其父為革命「叛徒J 未必完全是迫於情勢而有的違心之論，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蔣介石勉勵他要致力於革命，加上蘇聯教育與交友的影響，使其日趨左傾而有的肺俯之言。由於蔣經國的留俄回憶錄與俄國檔案的記述出入之處甚多，本文進而討論他的留俄回憶錄為何出現不同版本的問題。

國民政府時期，曾任廣西教育廳長、廣西大學校長，大陸易幟以後，曾任廣西政協副主席的雷沛鴻，一直是個被歷史所掩埋的人物。其實，他曾經轟轟烈烈地改造了中國的教育方式，不單是理論，而且也成為實際。

他是黨化教育的宣揚者、設計者，以及規劃、推動、執行的最重要人士。早在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仍在北伐途中，他已經提出〈整頓廣西全省縣、市、鄉立小學方案) ，大聲呼籲以黨化教育整頓全省的小學。他的〈方案) ，得到廣西當局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的支持。〈方案〉中還自稱:所提規劃'是根據在廣西辦理小學的實際困難，以及「本黨決議」而擬訂。而所謂的「本黨決議J 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十三條r 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見童本位之教育，整頓學制系統，增加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

本文研究的，是中國大陸一九三0 年代的廣西的教育改革，並且特別挑選雷沛鴻廳長主政時期(1933-1936)所推動教改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來深入探討。本文限於篇幅，先介紹他思想的部分，而且祇討論國民基礎教育這個範疇。由於他的國民基礎教育，具有兩大特色:一、在國民政府訓政時期實施，二、以普及為原則;叉具有兩大目的:一是救中國，免於日本的侵略，二是教導生產知識與愛國精神，因此與和平時期有重大差異，這是他的教改值得探究的另一個原因。

他不但得到軍政當局的支持，撥予許多教育經費，而且得到全省民眾的熱烈響應。由於省民的響應，使雷氏的普及教育運動譽滿全國，各省關心教育的機構、大學，均派人前來觀摩。雷沛鴻廳長主政的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廣西初等學校的校數與學生數均持續快速成長。而去職以後，後勤仍存，繼續增高，直到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以後，由於抗戰等原因，而有下降現象，但仍維持民國二十二年以後的水準，直到民國三十三年。這前後十二年的時間，成為廣西教育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並使廣西人民知所以戰，故能英勇抗日，令世人刮目相看。

本文係作者研究戰時日本在華所涉及的販毒活動的第三篇論文，乃專就日本在華中六省境內的販毒活動，作一深入探討，並分以上海、南京、武漢(漢口)三大都會區為重點，、檢視其全貌o 全文計分下列三部分:(一)戰前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二)戰爭前期(1937-1939) 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三)戰爭中期(1 939-1941) 、後期( 1941-1945) 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o

作者根據現能見及的中、日、英文資料，發現日本自中日戰爭之初的淞滬戰役將屆結束之時，即迅速自滿洲國與華北，海運鴉片與海洛因等毒品至上海，同時則自伊朗大量輸入鴉片來福，以為籌措戰費與在華日軍特務費用之需。另在日本古領軍的主導下，任命日人里見甫(冒名華人李鳴)組成上海宏濟善堂，以總持在上海及蘇、湖、院占領區內的販毒工作(其後兼擴展至輯、郭古領區)。南京偽維新政府成立後，則成立禁煙總局，以配合與推廣毒品的銷售。其後，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成立，也繼續採取拍禁毒品與鼓勵販吸毒品的政策。1943 年12 月後，該政府雖開始部分性通制毒品的流佈，但迄至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時為止，毒品在華的氾濫情形，仍是非常嚴重。

作者根據美國財政部在上海所獲得的情報資料，估計日本在中日戰爭的約略八年期間，在華中販毒所獲的「利潤J 約計共達2 1. 75 億日元( 1939年約4 日元1 美元)。而在整個中國古領區內，日、偽當局的販毒收入總額(非專指「利潤J ) ，每年則約達20.37 億日元，相當於約5.09 億美元之巨數。

本文討論法幣在抗戰時期的差價兌換問題及其對物價上漲的影響。由於國民政府無法充份供應票面幣值在十元以下的「小票」市場上出現交易媒介緊縮的現象，同時，大後方商民前往淪陷區進行質易時必須使用小票，愈發引起民泉對小票的需求。人民不願意接受票面幣值超過十元以上的「大票」擁有大票者必須折價才能兌換小票，產生所謂的「大小票問題」。缺乏小票導致交易不便，對人民生計產生直接且鉅大的影響。在此問題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和日偽政權也利用大小票供需失常的機會來推廣其貨幣，令國民政府不斷喪失通貨流通陣地，成為間接加重大後方物價上漲的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