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人傑任浙江省主席時，接管杭州大有利電氣公司，改名為杭州電廠。後來浙江省政府因財政困難，又出讓杭州電廠給企信銀團經營。本文以接管電廠及出讓電廠之事，分析其前因後果，有助於對此一史事的了解。 張人傑，黨國要人，有豐富的政治資源，又有建設理念，他大力推展浙江交通與動力的基礎建設，以期發展浙江省的經濟。他的建設理念中，以主張民營最為特出，其次是他相信事在人為。這些也代表他的行事風格。

     他既主張民營，何以又接管民營電業公司？原因是他的民營理念是有條件的，對公用事業尤然。為了國家社會需要，政府有不得不加以干預的情況。他的事在人為理念，並非毫無困難，當遇到財政困難時，只好出讓杭州電廠給財團經營。接管電廠有其先例可援，以往經驗使他接管大有利公司更為順利。出讓杭州電廠得宜，又種下他日後出讓首都電廠及戚墅堰電廠的心理因素，此與其主張民營的理念亦相合。

     他期望浙江基礎建設會帶來經濟發展，但效果未能於短期間內出現，原因是浙江的地理形勢與位置使然。當時上海已成為經濟中心，而浙江有如其邊緣地帶。據中心——邊緣理論，邊緣地區的人力、資金與自然資源往往向中心地區移動，上海許多有名的工商人士多為浙江籍。在電氣市場上，需求面決定供給面，所以新建電廠對經濟的發展，並不如預期有效。但當邊緣地區變成副中心區或新中心區，電力需求自會大量增加。此外，人類對電氣知識的增加與使用的推廣，也是電氣使用增加的一大原因。今日之杭州就是一例。回顧歷史，張人傑是一位有遠見的人。

     一般認為，1930年代中國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位置，與西方經濟牽扯不深，不必然捲入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中，然而當時中國仍深陷於恐慌蕭條的境地。本文試圖說明中國在1930年代初期經濟陷入低迷，與深陷於大蕭條的西方核心工業國家難脫關係，卻也未必全盤源自西方經濟的衝擊，與亞洲本身，特別是日本的歷史發展，不無關聯。本文說明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商貿網絡在其中扮演的媒介傳播角色。一方面這可以說明亞洲經濟與世界經濟具有桴鼓相應的關係，而在另一方面，這同時顯示亞洲經濟有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獨特發展。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亞洲的衝擊可能反映了此一全球性經濟危機具有某些區域性特色，為前人所忽略。

     1930年代以前大中華經濟圈在亞洲一枝獨秀，當時以其為中心，周圍環繞著許多小經濟圈，這些小經濟圈透過香港、新加坡、上海等仲介轉口港，與中國維持若干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多元的交易網絡，歐洲商人也利用東亞華商交易圈，形成了一個把香港、新加坡做為孟加拉灣、南海、東海之間許多小經濟圈的轉口貿易與金融中心。1930年代，日本積極擴張對外輸出，以直航的貿易路線與亞洲各地維持密切聯繫，日貨在亞洲各地取得壓倒性優勢，終將原有各小經貿圈整合於帝國的經濟勢力圈。亞洲內部商貿網絡開始發生變化，阪神、臺北、雅加達因運送日本商品而形成的新興貿易網路，有愈趨發達之勢。相對而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集散中國、甚至歐洲商品連結成的商貿網絡，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亞洲經濟從以大中華經濟圈為核心的多元經貿圈，走向日本帝國經濟圈獨霸一方的局面，說明趨於蕭條的中國經濟正面對一個蒸蒸日上的日本帝國，亞洲經濟秩序的核心從而決定性地由中國移向日本。

     台灣東部的臺東和花蓮港兩廳，由於位置孤立、交通不便、自然條件不佳、特殊的族群分佈以及國家政策等因素使然，開發相當遲緩，邊陲性格甚為明顯。殖民地時期亦復如此。日本領臺之初，東部開發放任私人會社經營，卻成效不彰。東部產業始終停留於生產力低、現代化程度低的「後進」狀態。直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後，基於戰時軍需資源開發之必要，殖民政府才積極籌劃東部產業發展策略，而出現嶄新面貌。

     1936年底，新成立的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被賦予重任，成為總督府和地方廳東部經濟政策的實行者。1937年以降，臺拓在東臺灣事業的經營乃反映臺灣總督府對於殖民地邊陲產業的新措施。由臺拓的投資事業可見，戰時殖民政府對邊陲產業開發具有顯著的空間佈局跡象。1937年，臺灣熱帶栽培業盛極一時，由於自然和其他客觀條件之優勢，臺東廳成為熱帶拓殖企業的基地。臺拓投資事業規劃有「重臺東而輕花蓮」現象。該社所投資的臺東興發、臺灣棉花以及星規那產業等三個拓殖企業，主要在臺東廳內發展。在臺拓帶頭之下，擁有大資本的熱帶企業紛紛進入東部，而掀起此際邊區土地之開發。臺東街（臺東市）亦同時朝向新興產業都市發展。

     1938年中，配合第一次生產力擴充計畫和臺灣工業化的積極展開，臺拓轉向注意花蓮港廳。花蓮港廳由於築港完成、廳內豐富而低廉的水力發電資源及獨特的地下礦藏，乃形成東部第一個臨港工業區。花蓮港廳因此成為戰時東部軍需工礦企業的基地。臺拓所投資的東邦金屬、新興窒素以及臺灣石綿等會社，幾乎是當時臺灣全島，甚至是日本帝國內獨特而新興的工礦業。戰時在花蓮港廳引入重工業的結果，促使向來以米糖農業經濟為主的東臺灣地區開始異質發展，「工業花蓮，農業臺東」的形象逐漸奠立。花蓮港街（花蓮市）亦以其傲人的工業化成果，超越臺東街，不但是新興的邊陲工業都市，也奠定東臺灣首要都市之地位。

     本文企圖以一個整體性和趨勢發展的視角，來分析軍事化身體在近代中國的建構過程，以及激發和形成這種身體的根本緣由。透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將看到1928年的軍訓教育方案，其實並不是特定歷史的起點，而是更為綿延的歷史潮流中的一個高點而已。它的發生雖然和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的統治處境有直接的脈動關聯，但也和起自清末的軍事改革，特別是新建陸軍與武備學堂的成立，以及強民論述和軍國民教育的鼓吹與實行，有著系譜上的傳承關係。另外，自一次大戰中出現的總體戰(total war)思維和總動員設計，乃至義務兵制的採行，也都加劇了這種身體建構在中國的實際發展。透過對新建陸軍的重新檢視和評價，以及對軍國民教育、童子軍教育、軍訓教育，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整體性考察，本文希望能對二十世紀初葉後的中國身體，特別是它受到來自國家的凝視和軍事訓練，有一個因果性的清晰解釋。與此同時，我也將證明這種國家對人民身體的壟斷，其實和普法戰爭後的民族國家競爭態勢，以及歐戰後的總體戰思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這種過往未有的國家體系和戰爭形式，是我們在考究軍事化身體在中國誕生時，不能忽略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