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中國家喻戶曉的元朝末年漢人密謀以月餅傳訊「八月十五殺韃子」，在中秋節夕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民間傳說故事的來歷、史源，及其與政治和民俗發展的關係。這些民間傳說反映元末江淮漢人不堪蒙古虐政，揭竿反抗的集體記憶，內容始初沒有點出誰策劃以月餅傳訊，後來才歸功於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這位被民間神化為神算軍師、遺下〈燒餅歌〉預言書的明太祖謀臣，便成為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的主角。這些故事不見於元代或明清的史籍雜著，而是在清末透過口碑傳述，由文藝家增添枝葉記錄下來。有關故事亦見於蒙古族的傳說，並有蒙文鈔本傳佈，顯示漢蒙兩族民間文化的交流。

     這些「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不是信史，因為元末農民是在彌勒白蓮教的煽動下起事，地方豪雄起爭霸，經過十多年的鏖戰，元朝才傾覆。不過，現今各類型故事所講述的蒙古虐政，如「十家漢人養一韃」、「十家合用一把刀」、「姑娘出嫁，甲主先取得初夜權」、「二十戶漢人編成一閭，派蒙古人當閭長」等，都反映一些歷史現象，並不全是虛構。故事的雛形見於清光緒年間首次刊行的元初徐大焯《燼餘錄》，反映蘇州吳縣在蒙古兵進入後所受到的殘虐待遇。編造故事者大致以此為文本，摘採《元史》及蒙古族相傳元朝虐政的記載，加以改造和小說化，並很可能在八卦教的宣傳下，套用其閏八月十五為紅陽末劫、彌勒降生、變天之日的謠言，增飾內容。最後，把神化了的劉伯溫當作策劃月餅傳訊的主謀，合成完整的「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奇故事。

     至於何人編撰和傳播這些故事？很可能是反清排滿的秘密會黨分子，或同路的革命志士，利用漢人起義推翻蒙古統治的集體記憶，太平天國以「韃子」為滿洲人的蔑稱，加上劉伯溫〈燒餅歌〉讖言預測滿清滅亡的傳說，以蒙古影射滿清，作為配合鼓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民族革命的宣傳。在清末的排滿浪潮，和民國成立後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推動下，這些故事變為家傳戶誦的中秋節日的民間傳說，到現代仍然流傳不衰。不過，經過不同時代政治意理和詞彙的洗禮，今天編寫故事者已不再使用民族階級鬥爭的理念，和「殺韃子」這個蔑稱少數民族的詞彙，抹掉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歷史痕跡。

     乾隆朝許多關差為內務府包衣出任，其關稅解交戶部採定額制，盈餘歸皇帝所有。皇室收入因十八世紀中俄貿易增加，乾隆26年(1761)，俄國在恰克圖的貿易額為1,011,067盧布，嘉慶5年(1800)達到8,383,846盧布，增加八倍以上。中國與俄國貿易的稅關為張家口，盈餘由16,000兩增到3萬兩，崇文門盈餘由7萬多兩增至14萬兩。可見中俄貿易量的成長，皇室獲益良多。

     其次，乾隆皇帝更改雍正皇帝所訂火耗制度，火耗佔正額比例由30%至50%降為10%。看起來好像減輕百姓負擔，實際上，各稅關監督為因應辦貢、辦公經費不足，向乾隆皇帝提出增收平餘銀等權宜措施。在皇帝看來，這些新增稅目只佔戶部關稅的10%左右，為錙銖所蓄成果，不足為患。以道格拉斯‧諾思的理論來說，君主專制時期，統治者追求個人最大利益；在中國，皇帝藉助包衣來擴展其財產權。稅關解交內務府的盈餘、新增稅目，以及人參、玉石變價等收入，每年利潤約在60萬兩至80幾萬兩，皇室財政收入大約佔關稅收入的15%至20%，顯示乾隆皇帝藉助包衣來擴展財產權的具體事例。

     關稅新增項目繁雜，令人無所適從，讓官員有機會貪污。譬如粵海關監督鄭伍賽增收火耗稅率、安寧私自增加平餘銀的稅率等。最初，皇帝用抄家方式來處分貪污犯罪，後來發現抄家不足以彌補官員虧空銀兩的損失，又發明一套議罪制度，讓官員及其父兄子姪賠補。再者，官員虧欠銀兩應屬政府稅收，當交戶部，但是皇帝卻命令繳交內務府。皇帝為自己荷包著想，官員上行下效，貪污風氣延續到清末，遂成為清朝衰敗的主要原因。

     本文利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該庫收錄清末民初(1830-1915)和新文化運動(1915-1926)近6,000萬字的重要思想史文獻〕，通過「格致」、「科學」、「常識」、「技術」等關鍵詞在數據庫文獻中使用的頻度統計，特別是分析這些關鍵詞在不同時期意義類型的變化，來探討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知識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演化，並據此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文化中科學主義是怎樣形成的，以及它與西方科學主義的差異。

     首先，我們分析指出從明末到1900年以前，中文一直用「格致」來指涉science，這是由於受到程朱理學特有的整合知識和道德的模式以及中國近代傳統形成所代表的普遍觀念的支配，是中國文化常識理性的體現。「科學」一詞在中文裡本是科舉、學校之簡稱。我們發現，1900年後「科學」一詞取代「格致」用於翻譯science，恰好發生在1902年至1905年間，其過程與新政廢科舉同步。從思想史角度看，兩者之所以同步，是清廷為了推行廢科舉和立憲改革，不得不採用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現代知識與儒家道德劃清界線，知識分子終於接受用沒有道德色彩的分科之學的「科學」來指涉science。

     其次，我們對《新青年》中「科學」、「常識」這兩個詞以及相應關鍵詞的使用頻度和意義分析的結果表明：科學這一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化重要觀念，從那時就被賦予沿襲至今的兩種意義及功能。第一，它作為現代常識，恢復了類似程朱理學那種從常識合理的知識系統推出道德倫理價值的論證結構，科學既用於批判儒家倫理和封建迷信，也可以建構新意識形態，是日後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基礎。第二，它往往同時包括現代技術，即「科學」與「技術」混用，可以涵蓋了原來儒學經世致用的內容。

     我們的研究發現：「科學」取代「格致」雖然意味著中國文化的知識系統（及其應用）在西方衝擊下的現代轉型，但新文化運動中知識系統和新意識形態（現代價值系統）的關係卻保持同構。它表明在不同的文明中，知識系統在文化價值中的定位可能是不同的，而且這種定位沒有隨著知識系統和傳統文化現代轉型而根本改變。

     創刊於日治時期臺南的《三六九小報》(1930-1935)，在文藝傳播上具有值得注意的現象。殖民統治下的文化遺民意識、語言報刊的管制、新文學運動與論戰、商業利益的通俗性考量、現代化社會的進步思維……，各種複雜因素糾葛下，《三六九》側身於議論堂皇、體裁冠冕的臺灣報界間，別出蹊徑。筆者檢視5年間479期的內容，頗符合小報自我設定的傳播立場：「摭茶前酒後之言」，「妄言妄聽，禪不礙乎野狐」，報社編輯努力地將自己擠向邊緣。這恰好提供研究者一個另闢小徑的視角：從臺灣新文學運動菁英的文化宏偉理念、與殖民意識有關的宏大敘述陣營中脫出，轉入大眾通俗領域的出版文化中。小報在文白間夾、華洋雜滲，雅俗不分，物質化、商業化的迷霧中，是否建構了新生活、新抒情、新意象、新感覺的新型論述？筆者本文試圖開闢情慾主題、瑣屑形式、詼諧風格等三個書寫「視界」，進行考察。當安排我們生活的宏偉社會和政治理論不必然處於支配地位時，站在流行趨勢的現代場域中，我們反而更能看到各種混亂而有趣的文化現象。《三六九小報》創造了詼諧話語的公共空間，注入情慾感官的享樂窺探，以瑣屑用物拼湊臺灣都會的日常生活版圖，崇仰、質疑、靠攏與砸碎傳統主流的言說，如此歪打正著地見證了臺灣1930年代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