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量的日譯新名詞（亦稱「東語」、「和製漢語」）隨著翻譯書刊傳入中國，造成重大的文化衝擊。面對日譯新名詞的入侵，中國的官員、學者與學生，例如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對之大加批判。其中翻譯大師嚴復尤其努力地鑄造新詞或修改和製漢語以為肆應。這一場競爭從清末延續到民初，至1920年代勝負已判，日譯新名詞可謂得勝。本文描寫嚴復譯語與日譯新名詞對抗的過程，而以1903年出版的《新爾雅》到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作為考察指標；《新爾雅》中仍收錄不少嚴復譯語，然至《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日譯新名詞則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文中討論的嚴譯詞彙包括：音譯的翻譯語，如「拓都」與「么匿」、「涅伏」、「邏輯」、「烏託邦」等；義譯的翻譯語，如「官品」、「部勒」、「群學」、「名學」、「天直」、「民直」等。這些嚴譯詞彙幾乎都不敵日譯新名詞。嚴譯的失敗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編訂名詞館」，在名詞統一工作上成效不彰。清末新名詞之戰顯示荀子所說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一語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嚴譯詞彙有不少「善名」，遺憾的是在各種因素影響下，終未能「約定俗成」；儘管如此，它們卻具體地揭示了翻譯的標準，足資借鑒。

     自金元以來，作為全真龍門祖庭的白雲觀受到各界高度的重視。清代白雲觀聲勢之熾，時人多有記載。自民國以來，雖不復清代之盛勢，然在北京影響亦甚大。1940年代，圍繞著白雲觀監院以及代理住持安世霖的訴爭持續不斷，最終的結局則是1946年11月安世霖以及督管白全一被道眾活活燒死。在本文看來，這不僅僅是安世霖以及白雲觀自身的悲劇，亦是近代時局變動下白雲觀乃至中國道教衰敗的最典型象徵之一。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北京市檔案館館藏相關檔案，本文認為，1946年白雲觀慘案實乃1940年以來白雲觀內部矛盾不斷衝突下的不幸結果，它不僅僅牽涉道教派系衝突、廟產糾紛等問題，亦與近代的政治、道士的社會角色等問題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從白雲觀慘案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問題出發，力圖從較長的時期，對1940年代白雲觀訴爭做較全面與深入的闡釋，希冀能有助於加強近世時代變動下政治、道教與道士的角色與命運的研究。

    1950至1960年代冷戰格局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既缺乏統籌全局的中央衛生單位，也沒有全面的「衛生政策」。美援在這段期間內不但是台灣軍事安定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其所挹注的資金、技術與設備對台灣社會的重整與轉型亦貢獻良多。美援相關單位所提出改善醫療衛生環境的對策，其重點與特色為何？這些對策與作為對當時台灣社會的「重建」或「復舊」發揮了什麼功能？與日治時期所重視的衛生治國策略有什麼異同？美式醫療衛生理念與架構又對台灣社會產生哪些影響？有別於以往研究從個案或專題出發、由下往上看的視野，本文從美援會的檔案出發，正本溯源地追究美援在戰後台灣衛生策略的擬定、推動與執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950與1960年代衛生計畫的形塑與轉向，是此期醫療衛生體制改造與組織建置的關鍵所在。從衛生計畫優先次序的爭議，及從計畫擬定到機構建置轉型的過程，本文進一步追究衛生組織與政策在國家建構過程中之關係與意義；著眼於醫療體制之改善和環境衛生之推動，本文最終探討美式公共衛生理念對台灣醫療衛生的變革。

    崇禎三年(1630)，著名天主教士大夫徐光啟(1562-1633)奏遣姜雲龍(c.1575-?)赴澳門募兵購砲，不料姜氏被控貪瀆冒餉，遭革職議罪，三百多名熟稔火器的援軍，亦在南昌遭遣返，終結了薩爾滸戰敗(1619)以來陸續引進西方砲學的努力。本文嘗試追索姜雲龍其人其事，希望能理解徐光啟為何會將此一重要任務交付姜氏，並探究西學在明末社會的穿透力與擴散力，同時兼論史學在「e-考據時代」所面臨的挑戰。

     Patricia Thornton教授的近著挑選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即近代中國究竟是如何規範國家機器的成員。她選擇十八世紀上半葉的雍正皇帝、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蔣中正和下半葉的毛澤東三位統治者來加以比較，認為三者都曾發動大規模反貪汙運動，以此切入探討，凸顯近代中國視國家為一種道德秩序、強調道德及貪汙論述的特色。她並指出，藉由對道德論述的重新定義，國家機器也進一步擴大其有效統治的範圍。本文認為，這是極具意義也令人激賞的研究作法，然而其「大規模反貪汙運動」之論牽強，且該書美中不足之處頗多，似有瑕已掩瑜之虞。Thornton教授指責雍正虛構財政危機，以反貪汙之名整肅基層官員；批評蔣中正忽略社會動員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任令地方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及地痞流氓橫行，注定失敗。她並認定毛澤東為了挽救因大躍進失敗而失墜的道德權威，意圖卸責於農村基層，於是發動大小四清運動，從而體現了國家建造的過程。然而由於Thornton教授未能辨別貪汙概念，及其與不相干之道德、法律或政治規範之區別，加以對諸多基本史實未能有效釐清，引用資料不夠謹慎，論證亦不甚嚴謹，不僅影響到對史料的解讀，也動搖了全書的說服力，殊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