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利用中國輸入東洋物資的資料，討論十八世紀蘇州城市的中日貿易及其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發現從蘇州市民消費東洋貨的過程，不僅可見來自日本器物本身的影響，亦可見清代統治階層文化的影響。首先，明清中國人口增加，由日本進口銅錢的原料洋銅，對中國貨幣有顯著影響；十八世紀中葉後，洋銅數量減少，而海產品數量增加。自清代江南的食譜記載，可以瞭解海產品、醬油、味噌、酒等進口東洋食品已改變了市民的飲食習慣。其次，明代文人喜愛的倭器，到了清代，種類、用途更為普遍，除了文人書房用具之外，還增添廚具和臥室中擺設的洋漆茶几、茶盤、洋漆櫃，乃至婦女梳妝台等。至於社會風尚方面，明代文人帶領時尚的流行，到了清代，領導流行者卻是宮廷。隨著皇帝的包衣官員在蘇州織造局生產器皿、皇帝數次下江南、官員揣摩上意採購貢品，導致皇帝的喜好影響民間。從清代餐具的流行，亦可窺得市民模仿上流社會的趨勢。至於皇帝本身，如乾隆皇帝雖刻意叫工匠製作仿西洋的物品時「去西洋氣」，來區隔「中國」和「西洋」，然而他對日本的器物卻十分喜愛，影響所及，「洋漆」不僅是器物的名稱，也成了代表日本漆器風格的名詞。而從蘇州冬季毛皮服飾充斥市面，以及市民慣用日本進口的保暖設備，亦可推見滿族文化的影響。要言之，本文認為，十八世紀蘇州市民在飲食習性、日用器具、社會風尚與習俗等方面的生活習慣，由於消費東洋貨而產生了變化，甚至與日本有些相似，從中也可見及滿清宮廷文化推展至民間的方式，以及市民對之加以模仿的趨勢。

     中共與北朝鮮在戰後相互幫助，醞釀中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構成了他們之間同盟的基礎。在史達林的支持下，金日成搶先發動了戰爭，而毛澤東決定推遲《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為了儘快結束朝鮮戰爭，毛澤東急於派兵入朝作戰，金日成反覆多變，在莫斯科的沉默下拒絕中國出兵援助，毛澤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決心孤軍對美作戰。戰爭期間，莫斯科在主要戰略問題上都支持中國的主張，金日成感到屈辱和壓抑。朝鮮戰爭結束後，金日成開始傾向於朝鮮的獨立發展，並首先肅清黨內的異己力量。中共與金日成在對朝鮮勞動黨內延安派的處理問題上發生衝突，中朝同盟陷入危機。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開始出現分歧，毛澤東需要朝鮮的支持，從而對金日成採取了容忍的態度，甚至主動提出從朝鮮撤軍，中朝關係得以改善，並於1961年簽訂了雙邊條約。中朝同盟並不是他們自己宣傳的「唇齒相依」的關係，而是內部充滿矛盾的極不穩定的「政治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