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誠篤、知兵事」是孫中山對蔣中正的評語。此一評語不僅反映出孫中山長年對蔣中正的觀察所得，也為蔣中正為何能得到孫中山的青睞，在眾多青年革命同志中脫穎而出，提供最佳的註解。　　蔣中正的勇於任事，首見於辛亥革命時期刺殺陶成章一事。陶成章原為同盟會大老、光復會首領，蔣殺陶不是因他反革命，而是因為陶擬爭取浙江都督，有意取代滬軍都督陳其美在上海的地位。鑑於陳其美為孫中山嫡系，保陳就等於保孫，蔣的果斷決行因此得到陳、孫的肯定。　　蔣中正的知兵事，和他的軍事學歷背景以及他在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及護法時期粵軍陣營的實際歷練，密不可分。尤其當孫中山總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革命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勢力，認為今後革命黨應以培養自己武力為首務，蔣的知兵事便成為孫特別借重的原因。蔣中正一生事業始於陸軍軍官學校，已不容贅言。而蔣之所以能出掌該校，孫中山的賞識實扮演關鍵性角色，且符合時代對新領袖實踐能力的需求。

     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自1920年代已漸趨式微，1926年10月，宗座代表剛恆毅促成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祝聖六位中國主教後，法國的保教權更是搖搖欲墜。1926-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對中國內政及其與教廷的外交互動，均造成根本上的變化，也間接影響到法國這項特權。本文即著眼於1928年6月到翌年3月北伐結束前後時期，以剛恆毅為中心，根據法國外交部檔案及剛氏個人回憶錄，探討梵、法在華保教權之爭，及其牽涉的梵、法、中三國外交關係。首先論述保教權對法國的意義，其次分析法、梵兩方對這項權利的立場與態度。而後則考察1928年中教宗公開致函中國教會與中國頒布新土地法規兩事件，並將其所引發的梵、法、中三邊連動關係，與1929年初中梵雙方極力推動簽訂〈政教協定〉而終歸失敗一事相扣，凸顯法國以外交手段鋪天蓋地打擊剛恆毅、教廷和中國政府，不到最後一刻絕不輕言放棄保教權的過程。結論指出，教廷鑑於中梵發展進一步關係的時機尚未成熟，終仍同意暫時繼續承認法國在華的保教權；而剛氏的活動看似失敗，然實已為中梵關係的未來發展預先鋪路，應予高度評價。 　　 關鍵詞： 剛恆毅、中梵關係、法國保教權、政教協定、庇護十一世

     1950年代，北京的新政權以「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兩項新政策，取代了清末和民國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行省化政策。本文考察中共在建立五個省級民族自治區的同時，調整邊疆行政區劃的過程，指出其政策實未改變清朝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家整合目標，且在執行方式上，汲取了中國歷朝和蘇聯強化中央集權、防杜少數民族分離的經驗。在新疆，中共以「自下而上，廣封眾建」的方式，操作各級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建置、轄境劃分事務，讓維吾爾人的政治資源受到其他少數民族的稀釋與制衡。而在其他四個自治區，中共也因時因地制宜，或將漢人聚居區劃入內蒙古，使蒙古人成為少數；或壓縮藏族與回族自治的地理空間；或整合、籠絡非漢民族中人數最多又溫馴的廣西僮族，擴大其自治區域範圍，造成僮族與嶺南漢人地方主義傳統相互牽制的局面。本文認為，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手法靈活、細膩而有原則，最終不止成功地在法律上將非漢民族地區事務明確定位為主權國家內政，同時也將該制度中潛在的離心因子有效侷限在可控制範圍內，真正實現了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直接有效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轄。 　　 關鍵詞： 行省化、行政區劃、中央集權、民族區域自治、分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