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中國近現代史上「群」、「社會」、「社會主義」三個詞的運用、意義演變和更替，來探討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公共空間形成和消失的過程。在中國傳統社會，縣以下是紳士鄉村自治，可以稱作民間社會，但並沒有真正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在西方衝擊下，十九世紀下半葉，「群」從中國傳統政治辭彙中凸顯出來，用於指涉「社會」，這同當時某些知識份子用今文經學來指導維新變法存在著某種關係。隨著革命壓倒維新，「社會」代替「群」用於指涉society，代表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公共空間。新文化運動後期，社會主義思潮興起，公共領域(public realm)壓倒私人領域(private realm)，預示著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官僚化和國家權力的膨脹。本文力圖將思想史分析和語言學研究結合，用計量方法探討中國近代若干重要政治觀念的形成。

     在閱讀許多人評論張氏的文字中常常看到本題目所指的稱謂，而在閱讀張氏自己的著作中卻常常看到他自己的澄清，甚或否認自己是「唯心論者」。因此我們就有了一個他人評價和自評的差距。本文就是針對這個差距而來，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個中問題，並就所涉及的意義稍加討論。

     中文裡的「唯心主義」一語常用來翻譯英語“idea-ism=idealism”和 “ideal-ism”。但嚴格講來，在中文裡還有三個詞都可用來指稱 “idea-ism=idealism”和 “ideal-ism”，即(1)「唯心論」；(2)「觀念論」；(3)「理想主義」。此外，張本人也曾用「意象論」來譯“idea-ism=idealism”。就張而言，用「意象論」、「唯心論」或「觀念論」來譯認識論上的“idea-ism=idealism”是不錯的；但用「意象論」、唯心論」或「觀念論」來譯本體論、宇宙論上的“idea-ism=idealism”和“ideal-ism”，則比不上「理想主義」好。

     關於張東蓀是甚麼意義下的「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大致有三大類別：(1)馬列或左派學者以及其附和者所用的「反動的」「唯心主義者」或「反動的」「新唯心主義者」稱謂；(2)非馬列或非左派學者所用的沒有「反動的」之類形容詞的「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稱謂；(3)張東蓀自己對「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稱謂的判別。無疑的，(3)最重要，不但是因為它最權威，同時以前也沒有人如此注意到它是評價張東蓀是何意義下的「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的關鍵。

     張東蓀在認識論上的「多元主義」和「交互主義」是使他不可能是馬、列派所指稱的「唯心論者」最根本且最具體的理由。我們也看到張之不願領受「唯心主義者」，除了哲學上（尤其是認識論）的考慮外，也有社會和政治的考慮。雖然張不是柏拉圖主義者，他卻可因其承認思想中之有先天成分而毫無困難地被看成是個「康德主義者」。同時，他也確是個「理想主義者」，因為他一向強調觀念或理想在文化上之極端重要性。

     張東蓀不是一般意義的「唯心論者」，最重要的認識論上的原因必須從他純哲學或純學術的態度去理解，唯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明白導致他最終成為綜合論者的內在力量。總之，若一定要用「唯心主義者」的稱謂於張身上，則最可能的地方是他的認識論，因為他承認是站在「唯心主義的立腳點」上。以此觀之，最明顯的一點，是他絕不可能是馬克思派的「唯物論者」或「辯證唯物論者」，雖然他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的思想有某種他所理解的「唯物論」色彩。

     張東蓀基本上可說是多元理想主義的綜合論者，或更正確地說，張東蓀既是理想主義者、也是多元論者、更是綜合論者。雖然他有些強烈唯心論的傾向，而被許多非馬列派學者和所有馬列派學者看成是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張東蓀之所以有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的傾向，是因為他對唯心主義或新唯心主義有深刻的了解，而他不是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也是因為他對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的了解，才使他不能成為全面的唯心主義者或新唯心主義者。

     哲學爭論雖是言詞之爭，但卻涉及基本價值判斷，因為所有指涉的對象是抽象的，在外在的、客觀的指涉不易確定時，最容易以立場、價值判斷取代追索對象的本相。張東蓀也曾多次澄清自己不領受「唯心主義者」的頭銜。若我們仍要繼續以「唯心主義者」稱呼他，則我們至少得留意他之所以不願如此自居的苦心孤詣。

     西方的議會政治傳入中國，從清末到民國，先後四次召開國會：1910年的資政院，1913年的第一屆國會，1918年的第二屆國會（又稱安福國會），1947-1948年的國民黨國會。著者曾對前三次的選舉著有專文討論，本文接續討論國民黨的國會選舉，從選民調查、候選提名、競選投票、選舉結果等，均一一敘述分析。結論是，這一次的選舉並不成功，原因是國民黨全面控制，弊病多端，所謂民主，有名無實。本文又分析民主政治在中國難於發展的原因，社會與經濟環境均難以配合，執政的國民黨更有偏差。1949年中國為馬列主義所征服，民主政治何去何從，蓋難論定。

     江西吉安府是陽明講會活動最興盛、也是影響陽明學發展甚鉅的區域。本文主要研究後王陽明時代（1528年以後），陽明講學在吉安府的發展與變化，詳細介紹安福、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各縣的陽明講會歷史，發現從嘉靖到晚明年間，吉安陽明講學主要有兩個興盛期：(1) 1530s-1540s年間，由鄒守益、羅洪先、聶豹、歐陽德帶出的講學，是陽明講會活動的鼎盛時期；(2)1570s經歷另一波復興，此期主要講學領袖是鄒德涵、王時槐、劉元卿、胡直、郭汝霖等人。本文除了詳細敘述上述學者與各縣講會發展的關係，也試圖呈現影響江右陽明講學開展的歷史因緣，如學者個人的政治與生命遭遇、科舉與講學關係、陽明後學對學派認同意識的變化等，文末並對地方史料記載的限制略作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