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是殖民教育的一環，在殖民體制的強有力控制下，女子體育隨著政策逐步展開，促使女學生接受身體的塑造。因此本文以日治時期女子體育為主軸，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對女學生身體的塑造。首先討論體操課的建立與發展，瞭解女子體育的發展過程及其問題；其次，分成體能訓練與運動競賽，觀察體操課之外女學生的各種運動；最後，究明女子體育如何改變女學生的身體，且檢視女學生的看法與社會大眾的反應。日治時期臺灣的女子體育是引借自西方，但為配合臺灣環境，殖民政府先從根除纏足陋習著手，再進行體能教育，並由早期的遊戲活動、進而為體操與競技訓練，再是國防體育的推動。由於正課的授課時間有限，為達到身體運動的效果，體操課外的各種體能訓練以及運動會提供另一種身體鍛鍊的機會，這種來自課內、外的體育為臺灣女學生塑造新身體，並影響她們的運動觀念與角色地位。有鑑於女學生身體狀況的改變，臺灣知識分子也多抱持支持的態度，使女子體育獲得肯定。但因體育設施的不足與體育師資的短缺，加以學校忽視運動帶來的弊端，使女子體育的發展出現瓶頸。惟儘管如此，日治時期的女子體育確實改變臺灣女學生的身體，同時在強調集體鍛鍊以及培養具日本國民身體的目標下，塑造殖民政府期待的臺灣女性身體。

     本文試圖透過晚清時期(1895-1912)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民族英雄」系譜的建構，討論歷史書寫與國族想像的關係。

     在國族主義意識型態的推動下，晚清知識份子提出「史學革命」的號召，對中國傳統歷史書寫進行徹底改造，建立了一套國族主義化的「新史學」。中國「民族英雄」的概念與系譜，便是此一國族史學論述的重要產物。然而，基於反滿革命與保皇立憲對峙分流、相互抗衡的政治現實，立場參差、利益迥異的各派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的「民族英雄」，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建構方式。粗略而言，他們所建構出的中國「民族英雄」，大致分屬於兩套壁壘分明的「系譜」。對主張反滿革命的激進派知識份子而言，中國的「民族英雄」，上起岳飛、下迄洪秀全，其取捨的標準完全繫於漢族對異己族群的排拒與抵抗。至於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知識份子，則反對以族群界線為依據；他們所標榜的中國「民族英雄」，要以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家」聲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為主。因此，這兩種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譜」書寫方式，雖然同樣都透過「神話」的營造，把過去的歷史人物，扯出具體的時空脈絡，轉化為近代中國國族認同賴以存立的文化符號；卻也促發了兩種涇渭有別、彼此競爭的國族想像方式。中國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或是一個純粹由漢族所組成的族群團體，或是一個完全以「國家目的」為依歸的政治社群。由是以觀，民族英雄系譜的建構，實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文化政治的具體展演，也是一個對抗、爭持與協商的權力場域。

     清末，趙爾豐因巴塘變亂，奉命進剿，並由此在川邊地區展開為期七年的興革經營，奠立了後來西康建省的基礎。故「巴塘事件」雖僅為邊陲一隅所發生的變故，卻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深具意義的歷史事件，受到當時朝野與往後專家學者一致的重視。

     但巴塘亂平之後，欲籌長治久安，並非一蹴可幾，就是在軍事方面，也尚有持續的努力。較小規模的戰鬥，可不必縷述，其中，鄉城之征戰堪可認為是日後所以能夠順利開展的關鍵性一役。就歷史演進的脈絡來看，趙爾豐此役的勝利，其建樹似並不下於平定巴塘。只不過因鄉城地位更為偏僻，又非軍政屯紮之要地，遂為人所忽略。為此，本人不揣譾陋，擬就此役的經過加以建構，雖以史料有限，無能涵蓋完整，仍期重現其輪廓，以免其或被湮沒，並裨益省察啟發。疏誤之處，勢所難免，敬祈方家同道補正。

     學界對民國初年商人與政治的研究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缺陷，並可能影響到觀點的完整性，尤其對1919年後商人行為的描述過於政治化。筆者認為五四運動前後商人的基本關懷是一致的，秩序始終是他們的根本訴求。商人的一些與政治有關的行為是時勢推動的結果，而非商人政治意識的普遍提升所致。此點可從戰亂發生時商人的表現清楚地看出。

     接著，作者以1924年「齊盧之戰」為例，來觀察江浙商人如何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戰前為保持地方和平，商人與士紳在兩省盡力斡旋，反對一切可能危及秩序的政治行動，並獲得一些成果，但最終戰事還是爆發，給商民造成了慘重的損失。此時商人做了很多挽救秩序的努力，承擔起保衛地方、援救難民的責任。作為不同軍事勢力間的調停人，他們亦促成了戰事的有序結束，對政治形勢的轉化產生一定影響。

     藉本文所述史實，作者認為既有社會秩序之維護是理解江浙商人群體行為的關鍵，其某些政治參與活動只不過是和平遇到危機時的應急反應，亦是為換取穩定秩序的一種暫時性成本支出，但有時卻在客觀上對政治變動造成重大影響。

     研究張君勱的思想所碰到的最大困難是它的嬗變、混淆、甚至前後矛盾。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他的思想成分相當複雜，包涵中國傳統儒家（尤其是理學）、西方（尤其是德國）思想，也同時由於他無法清楚表明他在此一時或彼一時，甚至同一時期要信從何種互為衝突的思想。因此，當他所處的思潮在短期內有巨大轉移時，他的思想中的嬗變、混淆或矛盾現象即跟著加深。這個現象在研究張君勱的論著中，常有意無意被忽視，因此格外值得強調。

     本文的目的在於指出張君勱思想裡的種種嬗變、混淆或矛盾也一樣出現在他對歐戰的看法上。

     按時序先後簡言之，他對歐戰第一個看法是把它當做鞭策中國往富強之路之借鑑（可稱之為「富國強兵」之鑰）；第二個看法是把它當做中國躋身世界之林的機會（可稱之為「對德、奧宣戰」之必要）；第三個看法是把它當做歐洲文明危機與社會主義到來之諍言（可稱之為「社會主義」之講求）；第四個看法是在《國憲議》中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文明復興之契機連在一起（可稱之為「社會主義和儒家世界」之未來）。第五個看法可看成是「科玄論戰」的問題，已於他文相當詳細討論了，故本文主要談論前四個看法。

     張君勱對歐戰的第一個看法和第四（第五）個看法簡直是南轅北轍，完全相反。在第一個看法裡，他對科學應用，更遑論科學精神，沒有絲毫的批判。在第四（第五）個看法裡，他對科學精神，更遑論科學應用，有極強烈的批判。在第一個看法裡，他對社會主義雖有欣賞，但仍止於理解和注意的階段，到了第四（第五）個看法時，則一反過去對科學應用之歌頌，轉而歌頌社會主義。 至於介乎其間的第二、第三個看法，以第二個看法受時空的限制最大，因為它大致限於權衡時局的判斷；第三個看法則已含有第四個看法之雛型，雖它也與時局有密切關連。

     綜觀張君勱的四個看法，我們雖可以辯護說，其嬗變皆有當時的情勢和思潮的軌跡可尋，但問題是，張君勱在提出一看法時所想捕捉的情勢和思潮並不一定就是主流，所以後來會有看法上的嬗變。但嬗變後的看法又被緊接著而來的新情勢和思潮的發展所推翻。若以思想家的標準來看，則顯示張君勱並沒有先見之明。但就張君勱抱持每個看法之強度與變化速度之快，以及他後來的悔悟之深而言，仍是值得注意，也很值得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