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考察民國時期廣州市正一祈福道館的歷史活動。根據民國22年(1933)廣州市政府進行的廣州市「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調查統計」，廣州市民俗稱的「喃嘸道館」大約有二百七十多間，遍佈廣州市內各區界；而職業性喃嘸道士則有五百多人。當時，一般喃嘸道館分為「正一」和「祈福」兩個種類。前者專做禮斗、安神、旺土、脫褐、嫁娶、打齋、建醮等功德法事；後者則只限做旬七、開路、招魂、上山等法事。民國17年，國民政府頒佈「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強制上述營業者改業。民國25年，廣州市政府正式「通令各警察分局，勒令轄內各正一祈福道館執業人等，將所設道館即日歇業，並將招牌拆除，所陳偶像及一切導人迷信書籍器具，務使自行焚燬，責令嗣後不得再有在道館內或赴喪葬喜事人家做拜斗、召亡、做七、放焰口、度仙橋、及一切祈禳等情事，違即行拘究。」自此，廣州市內正一祈福道業大受打擊。1940年，廣州市淪陷於日本，一些喃嘸道士遷移香港生活，並在1947年結合起來成立「中華道教僑港道侶同濟會」，對香港喃嘸道教傳統的發展影響很大。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現過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批有相同教育背景、年紀亦相仿的學者，在如何革新中國文化的問題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方案。胡適等人主張用新的科學方法，重新詮釋和改造中國傳統文化，而以梅光迪為首的「學衡派」，則希望能張揚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並與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相銜接，以求「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本文想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對「學衡派」人士的教育背景，特別是他們在美國留學期間接受老師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新人文主義」的經歷，以及「新人文主義」在美國的產生和影響，做一細緻的爬梳與整理，由此來窺視「學衡派」人士的思想和立場形成之原因。本文注重兩個方面：一是想展現白璧德提倡「新人文主義」的背景及其影響；二是想利用新出版的梅光迪與友人的通信，探討梅光迪等人推崇「新人文主義」的動因，以及他們在中國宣揚「新人文主義」的過程和結果。

張東蓀可能是最有資格在「科學論戰」中公開支持張君勱的哲學家，但他卻在「科玄論戰」爆發前後不久，與張君勱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哲學意味極濃，且幾乎只限於人生與知識問題的內部論戰。這是「科玄論戰」討論中一向被忽視的重要層面之一。從微觀且概而言之，本文所談的二張間辯論的重大歧異是，張東蓀的看法是主智主義，而張君勱的則是非主智主義，甚至是反智主義。二張根本的差異，至少在我討論的範圍內，甚至可以歸到二人對科學和理性的態度。

     對此時的張東蓀而言，知識即生活，而此時的張君勱則認為知識至多或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張君勱是從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觀點著眼，而張東蓀則是從認識論觀點著眼。後者是比較謹慎的態度，但卻得出一樣深遠的結果。若張東蓀只是從不同出發點得出不同的結論，則殊不足為怪。事實卻是，張東蓀不但從認識論推翻張君勱的看法，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張東蓀也從生活派哲學的矛盾來指出生活派本身的問題。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

     張東蓀堅稱，「知識無外，與思想即生命」，並告訴我們這種立論並非他自我作古。他並引漢爾唐的《相對律之王國》(J.B.S. Haldane, The Reign of Relativity, pp.146-147)來說明：「知識毋寧是傳具的性質，所有的任何形式的存在皆得與指涉它。尤其不清楚的是，真際可以和意義相分離。知識看起來並不是呆定的東西，但它的實在只在於做為動的歷程，並在性質上與任何外在的事物之間的歷程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知識在它本身之創造區分，並且除了通過知識以及知識的條件為條件外，對認知主體的我和我所關涉的事物而言，並沒有可理解的意義可被發現。所以知識變成了先於真際之事體，而像柏格森的「生力」或叔本華之「意志」，本身是最終的真際，不能以它本身以外的條件來表示，就好像創造在它的範圍外是無意義的一樣。」張東蓀的「我們茍掃除一切關於生活的謬見必見思想（知識）的發展就是代表生命，而生命的特徵亦就是知識（思想），除此以外別無生活。」即是本文長篇敘述的重點，也是張東蓀與張君勱兩人在「科玄論戰」爆發前後私底下爭鋒相對內部爭論的核心。其實，關於知識（尤其是科學知識）與生活（尤其是人生）的關係問題也是「科玄論戰」的焦點。

     本文運用新公開的檔案史料，透過汪政權陸續成立的糧食管理委員會、糧食部以及米糧統制委員會這三個糧政機關的遞嬗經過，呈現汪政權與日本之間的米糧統制交涉與汪政權的糧政問題。

     在日本占領華中地區後，其直接控制的手段壟斷占領區的經濟事務，引發米糧流通危機。汪政權即藉由糧荒壓力，適時運用了日軍無法徹底統制占領區經濟的困境，向日方提出收回民食區的要求，然而，日方則透過汪政權的收購活動來獲取比起直接控制時期較多的米糧供應量，雙方都達到其預設的目標。汪政權為了米糧問題多次與日方進行協商之後，其陸續設立掌理米糧業務的機關如糧管會、糧食部或是米統會，均負有採購與配給民食的任務。觀察日汪雙方的協商歷程，可以明顯看到汪政權十分看重其主權與治權的自主性，其成員有意識地與日本直接占領的徵發作法劃清界限，並與日本進行交涉。作為汪政權交涉對手的日本軍方，則隨著經濟現實而調整其在華中占領區的米糧統制作法，並在無法掌握當地糧政實力的情況之下放手給汪政權處理。透過本文的論述，可以為日汪關係史的研究課題，提供個案觀察的視角。

     過去一般認為二十世紀初，西方大型企業挾新興科技、充裕資金，及中國政府所給予的優惠關稅等多項優勢來華設立子公司，因此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鮮有有能力與之競爭者。但近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們對民族資本企業的活力與靈活性有低估之虞。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早期有關煙草工業的研究結果，即顯示簡照南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一度與英美煙公司互較長短；他最近對申新紡織企業與大中華火柴公司的個案研究，更進一步顯示榮宗敬與劉鴻生在企業擴張過程中，靈活運用西式的管理科層與中國的傳統社會網絡。陳計堯對劉鴻生企業的整體研究也指出，劉氏在利用複式簿記與公司法方面的主動與活力。

     申新紡織與大中華火柴的主要市場均在中國，其對手固然包含英商、日商及瑞典企業，但主要合縱連橫的對象實為華商。本文提供一個以歐洲為銷售市場、歐美跨國公司為主要對手的案例，進一步指出：民族資本企業的活力不僅在於一度與外籍企業分庭抗禮，還表現在充分利用本身的地利、人和等優勢，迫使外籍企業接納其為集團中的一員，進而在該工業中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華商茂昌公司與英商和記洋行的競爭，乃至壟斷性組織「中國冰蛋業同業公會」及「韋爾信託公司」的成立，可以看出民族資本企業如何利用江浙一帶充裕的資金，加上西方的技術、人才及經營方法，突破外籍企業的圍堵，再不斷地藉合縱連橫，成功地引導中國冷藏食品工業的發展與走向。

     本文藉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冷凍蛋品工業，不僅顯示民族資本企業在競爭過程中所展現的主動、積極與高度靈活性，與歐美大型企業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進一步闡明歐美跨國公司與民族資本企業之間定義的模糊性。在本案例，兩者不僅不是涇渭分明，而且在產品的收購、製造、運輸及銷售的方法上幾無二致，在兼併或聯合壟斷方面更充滿彈性。高家龍在分析在華企業經營方式時，曾用「動態性的互動」一詞形容西式管理科層與中國傳統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如果借用高家龍的用詞，本案例中的跨國公司與民族資本企業之間那種充滿變數、你退我進的競合關係，無疑也是一種「動態性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