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6年(1947)因緝煙騷動而引起的二二八事件，使全臺許多地方受到衝擊。由於緊鄰事件發源地臺北市，位居北海岸的金山鄉因當地軍民之間的摩擦，迅速地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從事件初起、戒嚴、軍隊掃蕩、綏靖以迄清鄉，短短幾個月之間所發生的事情，造成該鄉十餘人的死亡與許多鄉民內心的創痛。然而因為諸多因素的影響，以往有關金山鄉二二八之實情，無論在官方出版的《臺灣省通志》與《臺北縣志》，或民間纂輯的《金包里志》等，均無紀錄。在民國81年(1992)行政院所公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對金山鄉的情況也只有簡短的描述，其中又有不少啟人疑竇之處。

     為探索此一事件，作者廣泛搜羅各類史料，包括近期公開的政府機關檔案、鄉公所檔案、戶政資料、當事者受難事實陳述書、受害者與受難者家屬口述訪問、地方耆老之回憶、照片、地圖等，嘗試描繪金山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經過、確定受害者與受難者之事實，並略述近年來政府對他們的平反與補償。

     本文係作者利用新挖掘的史料對金山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個案分析，將來如果有學者能從事更多類似的研究，將可幫助我們對於二二八事件有更全面的認識。在結論中作者強調：金山二二八的歷史圖像隨著各種史料的出現，大致上已逐漸浮現，但並未水落石出。目前我們所面對的困難不但是繼續探索歷史真相，也在於如何公正地評估此事。評估的困難出於歷史與現實的糾葛，因為二二八已不單純是個人經驗或歷史事件，也是一個由不同人們所臆想、創造與挪用的象徵符號或「神話」。在撫平歷史傷痕之餘，如何在不同神話的擺盪之間，面對真實的過去，並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給予公允的評估，將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的嚴肅課題。

     本文探究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臺灣、香港間經濟關係的變化，及其有關亞洲內部或亞洲與世界關係之意涵。全文所用資料包括日治臺灣時期臺灣總督府和臺灣銀行的調查、《臺灣日日新報》、人物傳記、《日本外務省記錄》中的日本領事報告、《通商彙纂》、《通商公報》，即日本駐各地領事的商務方面報告、清末海關報告、英國領事報告、《商務官報》等文獻。研究發現：

1. 臺灣、香港間的經濟關係，清末呈現長期遞增現象。而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即使有一次大戰期間的強化，但在日本領臺兩年之後，以及一次大戰之後，都呈現遞減現象，尤其就臺港貿易佔臺灣對外貿易的比重而言，長期趨於下跌，由約45%降為約10%。

2. 臺港間的商貿網絡也由華商、外商主導轉見日商、臺商代起。日商在臺港貿易關係中居於領先地位；臺商則在日貨改直接進口臺灣或經臺灣轉口華南中地位日趨重要，在臺灣、香港、華南的三角匯兌關係中更是舉足輕重。

3. 臺港關係二十世紀上半葉，相對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由強轉弱的發展，也見於日港關係。在此同時，臺、日關係在1895年日本領臺之後已趨密切；臺、日、朝（鮮）、滿（滿洲國）關係在一九三○年代，轉趨密切，而中（國）、港關係依然緊密。於是，東亞內部逐漸形成兩大經濟圈。

4. 臺港關係以臺灣輸出煤炭到香港為重點。日港關係以輪船業為樞紐。兩者都是基於香港為東亞至歐美航線交通要道的地位而發展。但臺灣也被日本帝國建造為另一東亞轉運中心。除了臺灣位居東亞的孔道位置之外，臺灣與華南及東南亞華人文化的親近性，亦為重要因素。

5. 太平洋航線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快速發展，重整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主要透過大西洋航線串連亞洲與世界的關係結構。加上日本殖民帝國的關稅、金本位、航運等等政策和物美價廉的工業品，都深深影響臺、日或臺、日、朝（鮮）、滿（滿洲國）經濟圈，相對於中國、香港經濟圈而崛起。一九三○年代太平洋的發展隨世界經濟蕭條而萎縮，也加強日本本國與殖民地間的結合。

 6. 無論是以香港或是以臺灣為中轉站，都是近代日本擴張過程中，倚重歷史悠久的華商網絡的一個證明，但日本帝國以及亞太經濟的崛起，則又見亞洲內部原以中國獨尊的東亞秩序之一明顯斷裂。

     抗戰前朝野對於中日間戰爭的爆發，應已有相當心理準備，問題只是何時開戰，中國如何應戰罷了。以劉瑞恆(1890-1961)、林可勝(1897-1969)為首的一批醫界菁英，在推動公共衛生事業之餘，也思索如何在戰時可以結合最大的醫界資源，以應付戰爭的需要。長城戰役不但提供了他們一個實驗的機會，更由此發現了中國紅十字會這個慈善團體在執行戰地救護時的重要性。於是劉瑞恆在職務跨越衛生署、軍醫部門之後，也開始希望促使紅十字會以救護為主要工作目標，並逐漸與衛生署、軍醫部門結合起來，以便在戰時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時三合一」政策的原始構想。

     在具體的作法上，則需要透過若干人事的安排，以便上述政策得以付諸執行。於是先安排龐京周(1897-1966)進入總會與衛生署任職，通過龐京周來籌畫抗戰初期救護工作的執行，南京傷兵醫院則是劉氏與龐氏合作的代表作。然而南京撤退以後，證明龐氏的救護策略不合時宜，同時紅十字會及其他撤至漢口的救護人員，也亟需重整，於是乃由林可勝出來擔負重任。

     林可勝提出的流動醫療隊成為抗戰時期戰地救護的基本單位，甚至後來連軍方、衛生署等相關機構也接受林氏的概念。隨即在此新的救護策略下，林可勝成立了救護總隊。救護總隊實際上是國府與紅十字會妥協下的產物，形式上雖仍隸屬紅十字會，但其實已經逐漸成為抗戰時期整個救護體系的中樞，在人事、組織、業務、訓練等各方面結合衛生署與軍醫部門的資源，並且成為主導的力量。

     不過由於救護總隊到底在名義上仍屬民間機構，使其在工作、待遇方面產生種種困難。林可勝為了徹底解決這些困難，並徹底完成「戰時三合一」的政策目標，乃希望透過向層峰進言，將救護總隊轉為軍管。此事引起紅十字會內部極大的紛爭，後來林氏終於因為援助中共的問題，被迫去職，但國府也逐步將整個紅十字會納入軍管，「戰時三合一」政策至此完全實現。

     本文所討論的重點在「戰時三合一」政策的目標下，劉瑞恆、林可勝等醫界菁英如何結合紅十字會等資源，逐步完成整個救護體系的建構。如前陳述，這個救護體系以救護總隊為核心，貫通整個人事、訓練與實際救護工作的執行，可以說有效的將當時可用的醫療資源動員起來，不論從近代中國戰地救護或者公共衛生兩個層面來看，都可說是空前的成就。

     在抗戰八年期間，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師生曾萬口傳唱著一首以〈滿江紅〉詞牌譜寫的校歌。到了二十世紀八○年代初期，關於誰纔是該校歌歌詞的作者，在中國大陸學界引起了爭議。馮友蘭二次撰文，公開聲明自己是校歌歌詞的作者。但該校歌的作曲者張清常則在報刊上反駁，宣稱校歌歌詞的作者是羅庸而非馮友蘭。一直到了1987年，黃延復、張源潛發表了〈西南聯大校歌製作經過〉一文，支持了張清常的說法，而大陸學界則一邊倒地把黃、張二人的結論，視為爭議的結論。本文作者透過對馮友蘭生平與學思經歷的整體把握，經過反覆推敲馮友蘭與黃延復、張清常正反雙方的說詞及其提供的證據，反覆求證於清華、聯大的檔案材料，以及聯繫到馮氏生活的具體歷史情境一併加以考察，最終證實了馮友蘭纔真正是聯大校歌歌詞的作者，從而還原了歷史的真相，糾正了多本大陸重要學術著作的失誤，以及廓清了世人對馮友蘭為人與為學的某些誤解或曲解。

     「反攻大陸」是中華民國政府（簡稱國府）遷臺後念玆在玆的目標，也是國府在臺灣的基本國策。冷戰高峰期間，支持國府、不承認中共的美國，對國府這個基本政策的立場究竟為何？本文仔細分析美國在1950年代兩次臺海危機期間對「反攻大陸」政策所做的深入思考，並指出：美國從未打算支持國府反攻，但為了牽制中共，一直不願公開反對此政策。至1954-1955年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由於擔心國府趁機擴大衝突，美國才開始仔細思考有關反攻的問題，結果是要求國府不可憑武力硬性反攻，而是要「待機反攻」，也就是將自己塑造成一股可以隨時出動的力量，等局勢有利時把握機會取代中共。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後，美國將「待機反攻」的想法進一步推演，構思了讓「反攻大陸」精神化的說詞，要國府扮演中國文化的守衛者，以爭取大陸民心，作為日後重掌政權的基礎。由於國府早就聲明反攻革命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也一向以爭取大陸民心為要務，故蔣介石在危機末期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發表聯合公報，聲明反攻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美國的說詞或許並未立即改變國府有關反攻大陸政策的實質，但徵諸1960年代中期後，國府大力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美國的想法對國府應有相當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