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的殖民開發，開啟了臺灣歷史嶄新的一頁，而大員港埠為其開發之濫觴。基於這項關鍵性的角色，大員這個岸外沙洲經常成為相關領域史家研究徵引敘述的對象。然而，這些研究所探討的大都是以人與事為中心的臺灣早期歷史，大員只因為是具備著場景而被附帶提及，鮮少研究是以這個地點作為研究的主題；藉由針對實質空間內涵進行深入探討，本文希望能在這方面提供一些改善。事實上，大員是個港埠—— 而且是個由荷蘭人所開發以推動東亞貿易的國際港埠，要了解它，自然要先對17世紀臺海經貿局勢的形成背景有所認識。為了進一步探索這座歷史性港埠的可能面貌，本文嘗試從荷蘭遠洋帆船運輸方式與固有港埠開發傳統的角度切入，以其在西歐世居地所發展出來的規劃空間模式，來解釋其如何因應臺灣西南沿海的地形環境，進行以大員地區為中心的港埠開發與聚落建設，並解析這個港埠的空間內涵與運作方式。同時，本文也希望能夠藉此進一步了解荷蘭人的統治對臺灣島空間開發的意義與影響，以找尋此間聚落形成與發展的可能根源。

     清代中期(1681-1853)的江南社會向被認為文風最盛，禮教影響最為充分，即地方性文獻中所說的「覃敷文德、以道化成」，以往研究似多注意上層精英推行的禮教下滲，所謂「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本文通過對鄉村日常生活的考察，探討「君子尚禮」與「庸庶敦龐」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即鄉村社會如何對禮教下滲進行接受和回應。本文認為在這一地區禮教之所以有如此充分的下滲，關鍵在於鄉村社會形成了自己的接受管道，即通過民間私學、鄉村語文和民間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對鄉民浸潤漸漬，起主要作用的也是與鄉民生活接近的下層讀書人，而不是以往研究較多注重由官方推行的教化措施。與之相應，在這一過程中權力的加強和限制作為一種並置性的發展，也不是僅僅體現為以往研究較多強調的官方意識形態和士紳文化霸權對民眾的控制。再就更廣泛的社會生活層面來看，相關的發展還有鄉村社會各種文化和人際關係的調整，以緩和貧富之間的階級對立，所以禮教下滲的影響也就具有隨歷史變動而變動的相對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歷史語境中的「禮俗相交」作為本土化的歷史認知，在地方性知識開掘的層面上，對現有來自西方經驗的分析框架當有一定的修正和補充意義。

     孫中山欲推動革命，需要基地，需要財源，也需借重國際化的現代化經驗，這些都是他樂於接受日本援助的理由。也因日本政府的支持，孫得以收編中國南方的各秘密會黨，奠定了他成為秘密會黨代表的領袖地位。所以，從孫中山的角度言，中國革命能夠成長與茁壯，日本確有實質的貢獻。對日本而言，甲午戰後，東洋大國的舊中國形象，仍舊深植人心。再則，1896年當中俄兩國已締結軍事同盟條約之傳聞，在國際社會廣被渲染之際，更使日本惶恐不安。為了預防清廷政府的報復，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以便牽制清廷，便成為日本政府的國策。

     正因為雙方關係之接合，是基於各自利益的考量。因而，客觀情勢的變遷，即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是雙方關係面臨調整的第一步。1905年的日俄戰爭，是第二步。

     義和團之亂使日本政府深信清廷已病入膏肓，再也不足為心腹之患。但鑑於中國已淪為次殖民地，在列強紛紛進入中國爭相角逐建構勢力範圍之際，為了避免西方列強在蠶食中國後進而直逼日本，提倡中國領土完整，即成為此時刻的日本對華新政策。由於新的對華政策轉變為扶植清廷恢復國內秩序，寄望中國能成為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此一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正式切斷對孫中山的援助。

     日俄戰爭的結果，讓日本勢力進入中國。如何繼續拓展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就成為日本政府的新指標。為了順利執行此一新目標，日本政府開始放棄提倡中國領土完整政策。此外，更以扶植清廷執政為首要考慮。換言之，當蠶食中國領土主權已成為日本政府既定國策時，日本政府當然不希望中國有所改變。是以，腐化的清廷政府，最足以滿足日本政府的所欲所求。為了維護清廷的執政，日俄戰後的日本政府開始逐步鎮壓以日本為基地的中國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保皇政策，這是延續日俄戰後以來的一貫政策；後期是利權外交，日本政府以「貸款」為餌，誘使南京政府出賣長江流域之商業特權。

     不能順利爭取到日本政府的實質援助，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期被逼與袁世凱謀求妥協的關鍵。日本政府不能趁孫中山最需外援之際，與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建立起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也促使雙方關係一直停留在吳越同舟的瓶頸，完全沒有突破的空間。

     本文以糧食貿易網絡為中心，重新評估外在部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8-1936)中國經濟之角色。過去的研究為此曾經進行辯論，並以雙互之競爭為題而把中外商業關係加以二分化。本文試圖透過重建中國糧食市場（主要是米穀、小麥及麵粉）之國內、國外貿易網絡，以展示和釐清兩者之間複雜的關係。本文亦在通商口岸的層次探討兩者的關係。本文亦審視在此一時期米與麵粉進口變動之關聯，以更深入分析中國各通商口岸本、外地糧食進口趨勢背後的原因。

     如本文所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中國經濟充滿複雜的關係。對主要糧食之研究說明，一種糧食的貿易表現並不單單取決於它的外來對手，同時亦受到國內市場其他因素的影響，並取決於該市場的經濟規模。較大的市場以其本身之規模，更容易吸引競爭。可是，競爭並不單單是外來的，其他可替代的糧食作物亦可構成相當的競爭。此外，「中外經濟競爭分析」忽略中國糧食貿易網絡的本質。如本文所示，海外華人把米穀輸入中國，顯示中國商業網絡的擴展，而中國的麵粉工廠廠主又以進口外來小麥，以與外來麵粉一較高下。簡單來說，「中國與世界」的二分法未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分析架構，未來的研究宜放棄這個架構，以追求瞭解其他在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根本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