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挑戰三個普遍被接受的觀點：一是臺灣人民習以為常的「中美傳統友誼」概念，一是國外學者慣常認定蔣介石操控美國政策，另一則是國外學者對美國決策者的描述通常是頭腦清楚、資訊掌握完整，可以在短時間內衡量得失，制定對美國最有利的政策，或採取最有利的步驟，故對華政策也有配合全球冷戰大戰略的清楚策略。

     研究發現：外在因素，如國內民意輿論、公開楬櫫的道德原則、國際間的協定、其他盟邦的立場，甚至美國自己的政策聲明等，對決策者的約束力都很有限；倒是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厭惡與猜疑，對維持美國威望的關切，以及不願為遠東政策付出太高代價等決策者的「主觀認知(perception)」，才是華府決策主要的制約因素。在這些前提下，本文指出1950年代美國對臺決策過程，可以清楚歸納出三個模式，首先是以保持彈性為最高指導原則，導致常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其次，美國往往在危機爆發後，才被迫採取行動來因應，因此不免讓對手掌握機先，自己只能隨對手定的調子起舞，失去主動性。再者，美國決策常常只打算以最小的代價，維護自己最大的利益，不考慮對手與盟邦的立場，所以難免顯得一廂情願，政策可行性當然也跟著降低。

     本文通過對大量檔案文獻及回憶史料的梳理和分析，講述了中朝關係中一些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戰爭發展的形勢要求對中朝軍隊實行統一指揮，但金日成希望保留對朝鮮人民軍的指揮權，只是在蘇聯的干預下，朝鮮才交出了軍事指揮權；當中朝聯軍攻佔漢城以後，彭德懷要求部隊進行二至三個月的休整，而朝鮮領導人則堅持應繼續向南追擊，雙方發生嚴重爭吵，最後因史達林支援了中方而使問題得以解決；戰爭進入長期化狀態後，中朝雙方在鐵路運輸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開始激化，志願軍主張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並首先保證軍事物資供應，而朝方認為鐵路管理屬國家主權，應由朝鮮負責，並傾向於優先考慮經濟建設物資的運輸，結果還是史達林拍板，確定由中朝聯軍司令部對鐵路實行軍管；1952年下半年板門店停戰談判陷入僵局後，朝鮮主張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但北京和莫斯科從政治方面考慮，認為必須堅持強硬立場，金日成不得不再次接受現實。作者認為，韓戰期間中朝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一種內在的結構性失衡，即主權觀念與社會主義領導權之間的衝突，其結果決定了社會主義同盟固有的不穩定性。

     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基於內外在形勢的考慮，逐漸形成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然而，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後，中國除了少數親蘇人士之外，許多知識分子因為種種歷史情結或教育背景的關係而有反蘇情緒。至於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對蘇聯毫無認識與瞭解。如何改變這種情勢，成為中共執政之後的重要工作。1949年秋天成立的全國性中蘇友好協會就是中共在全國開展「宣傳蘇聯、學習蘇聯」的關鍵組織，透過琳琅滿目的宣傳活動，改變人民對蘇聯無知或不滿的情緒，從而樹立對蘇友好、以俄為師的觀念，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共所制訂的親蘇政策，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型塑出社會主義新人。

     中共的宣傳帶有明顯的強制灌輸單一思想的特色。當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蘇聯之時，農民大眾對蘇聯一無所知，許多知識分子則又有很大的反蘇情緒；而當民間逐漸對蘇產生好感之後，中共領導人卻開始考慮與蘇抗衡。因此，中共的宣傳既不能須臾放鬆，也往往與民眾情緒相對立，這便造成了官方宣傳與民間情緒錯位的現象。

     雖然中共宣傳親蘇或反蘇會產生錯位現象，卻也說明中共的宣傳具有相當成效。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在這成效的背後，佔全國人口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所發出異於官方觀點的「雜音」。從他們對宣傳蘇聯回應的多樣性，可以清楚地說明即使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民也不是像極權主義理論者所言，只能被動承受當權者的意識形態灌輸，淪為國家政策下的棋子，完全被原子化(atomized)，毫無自己的看法。由本文之舉證在在顯示極權理論者詮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侷限。

     自1949年起，中共出版界即以毛澤東呼籲的「文化高潮」為奮鬥目標。為了弘揚共產革命，新華書店大幅擴充營業規模，並且全面推動「重點發行」的路線，在1950-52年連續三年取得史無前例的發行數額。啟人疑竇的是，當時社會經濟疲弱、人民教育水平低落、書刊製作和發行質素欠佳，各種不利因素在在可見；到底新華書店是如何令無錢無文化的人民買書呢？查考中共最近出版的檔案史料，我們發現原來普遍存在著強迫攤派的行為。本文就是要把重點發行和強迫攤派的關係作一澄清，指出最高出版決策機關出版總署及署長胡愈之所應負的責任；並且從歷史脈絡中觀察，說明強迫攤派源於各種歷史和制度的因素，它的發生並不限於1950-52年，也不因為1953年的禁制命令而完全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