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明福建地區出版的「日用類書」為中心，藉著其中關於書法與繪畫的章節，自生活與知識角度切入，探究該類書籍與晚明出版文化、藝術相關活動的關係，希望將文本研究與社會文化脈絡相連。

     本文將福建版「日用類書」視為晚明新興大眾出版物的一種，也是文化商品。透過與當時書籍市場中他種日用類書的比較，可看出福建版的出版策略與訴求讀者。當其他種類的日用類書多以鄉居仕紳、進學修業為出版目的時，福建版針對當時城市文化瀰漫的效應與新起的功能性識字人口，而出版新形態的書籍，提供新的知識類型與閱讀方式；再因印刷粗劣，售價低廉，稍有餘貲者皆可消費。

     就生活而言，福建版「日用類書」所提供的多是當時流行話題，在社交應酬中以供「談話之資」，與今日所謂「食衣住行」的生活分類不同。除此之外，該類書籍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尚可在內容編排與版面設計上見出。例如，符合當時重視視覺性的潮流。若自知識層面觀之，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書畫門所提供的藝術知識與繪畫風格，與上層文士的書畫世界，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此可見，即使在晚明識字人口增加、文化消費盛行的時代，藝術仍是測試社會階層差別的試金石。再者，由於該類書籍中的書畫知識另成一格，也可見日用類書作為閱讀文化的一環，在晚明自有其傳佈的社會空間，有別於長期以來僅以仕紳文人為主的文化消費與知識系統。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晚明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的特點。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晚明的旅遊活動呈現高度的商品化與市場化的傾向，這可以從旅遊相關書籍的刊行、旅遊交通與食宿的商品化、導遊以及套裝行程的出現等現象反映出來。

     其次，晚明旅遊風氣的興盛已經從上階層蔓延到社會大眾，由此可見旅遊活動的普及性。此外晚明的旅遊活動強調的是舒適性與娛樂性，這可以說是另一個特點。 再者，晚明興盛的旅遊消費算不算是過度的奢侈浪費，一度成為人們爭論的議題。然而也在此時有人由旅遊消費出發，重新檢討傳統奢侈的經濟觀念，正視旅遊消費所帶來的正面作用。

     晚明出現許多旅遊論述如「雅俗」、「遊道」、「遊具」等等，有許多是士人階層所創發，特別是以文學著名的文士；在這些旅遊論述中反映了他們將旅遊與身分地位聯繫在一起，並且極力想塑造新的旅遊品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不同的心態。

     在結論中，筆者將晚明的旅遊與同時期西歐的旅遊活動略作比較，以重新定位中國的旅遊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從前述的比較與分析可知，就旅遊業(tourism)與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在前現代發展而言，中國實不亞於西歐。而且晚明的旅遊消費文化的確在相當程度上，與現代性的消費文化特點是相吻合的。

     本文探討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正因有迎有拒，故有多元思想的表述。晚清迎接「現代」人士，諸如康有為等變法派，認為「現代化」乃人類公共之理，西方不過是得「風氣」之先，最後全球都會進入「大同」的美境，社會達爾文思想的影響更加強化了這種文化一元論的思維。章太炎雖也深受近代民族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早年所寫的《訄書》反映現代西學對他的影響，及發表〈俱分進化論〉，不再認為進化乃人類的公理，對現代性有迎有拒。他認為世界各歷史與文化有其獨特性，不能強同，而應並行不悖。故本文以文化多元思想為章氏的核心思想，而此一思想在其《齊物論釋》中做了充分的表述，實有異於所謂「以佛釋莊」之說。

     章氏的文化多元思想可說是對西方或現代的一種回應，這種回應也可略見之於情勢近似的十九世紀俄國和日本。太炎並不清楚俄國的親斯拉夫派，但深知日本政教社的思想，在西方或現代的挑戰之下，在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力保本國的傳統文化，都不約而同地獲致所謂多元文化的結論。太炎稱之為齊物，取齊其不齊之意，也就是多元的各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性格，平等的地位。此一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也可視為章氏之現代性建構。

     梁啟超的史學思想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開端，透露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方向。許多學者（如唐小兵與王晴佳）都指出任公的史學思想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為1902年〈新史學〉時期，注重科學史學、啟蒙史學與演化史觀；一為1920年代《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之後，轉而強調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與多元性。這樣的轉變是如何產生的呢？就外在的因素來說，歐戰的刺激，以及德國歷史主義、新康德主義的影響，無疑地具有關鍵地位，但是任公思想與傳統學術的關係亦不容忽略。本文嘗試從任公與中國佛學與儒家傳統的關聯性來說明任公所建立的中國現代史學及其延展，不僅是引進西方觀念，也是將西方思想與傳統學術融洽地結合在一起。此一史學路徑和任公畢生對「現代」學術的追尋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