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書院代表了1870年代企圖將西方科學與科技知識引入中國的諸多努力之一。書院的設置及構想與上海的西人社群密切相關，其中影響最大者為亞洲文會。

     書院的原始規劃是透過公共圖書館與科學演講散播西方新知，在逐步擴大作為輔助教材的科學儀器與機械模型的規模後，書院計劃擴大成展覽與演講佔有重要地位的綜合科技學院。這個計畫包括三部份：讀書室、演講教學與具有教育性質的科學與科技展覽，其中展覽部份在書院籌設初期成為努力焦點。這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博覽會的嘗試。

     在經過六年努力後，格致書院董事會放棄了展覽計畫，但作為開啟民智管道的博覽會所需條件卻在努力過程中逐一顯露出來，構成中國未來博覽會的重要經驗。本文因此將研究格致書院的焦點放在與圖書館、演講教學有關的博覽會。

     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對王蘊章(1884-1942)其人其事一向並未特別留意，事實上王氏是早期商務印書館旗下重要人才，自清末至民初的十數年間，連續為該館主編《小說月報》與《婦女雜誌》兩份刊物。這兩份雜誌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都由王蘊章擔任創刊主編，發行時間長，發行量廣，影響力大，因此具有相當代表性。而且兩份雜誌都在五四以後進行重大變革，王蘊章謝幕退場，改由新文學陣營人士主導。此一過程向來被詮釋為新舊文化勢力的交鋒，而由新派大獲全勝，代表舊勢力的王蘊章的貢獻也因此被一筆抹煞。最近，學界終於零星出現一些主張重視前期《小說月報》的聲音，乃至強調王蘊章的進步性。不過，本文的重點倒不在為王蘊章翻案，而是在基本上承認他在新舊過渡時期，代表逐漸式微的舊派文人的框架下，重新理解王蘊章在其雜誌編輯事業中，如何進行他所宣告之「綴述舊聞，灌輸新理，增進常識」的工作。商務印書館具有營利與啟蒙的雙重任務，而《小說月報》（以及《婦女雜誌》）在王蘊章的規劃下，不論其欄目設計、內容選擇，乃至版式編排，都展現編者以雜誌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圖。王蘊章所編的雜誌一方面呈現「現代的知識與資訊的消費化」與傳統的「道德與教化的娛樂化」兩種特質交錯的畫面，另一方面，則透露了編者個人懷舊品味的、以微物為中心的「微觀式世界文本化」的傾向。

     與十九世紀相比，二十世紀以來烈性傳染病跨區域流行何以更為頻繁和迅猛，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就環境、生態變化與疾病的互動來看，與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疾病流行史不同，本文重點探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此外，還不同於以往研究較多注意單一時間意義上的近代經濟變遷，本文試圖將此概念置於二十世紀以來現代性經濟擴張中進行考察，重點探討其在上海、東北的具體展開，作為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等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經濟生活空間結構的巨大變遷，對疾病跨區域流行產生了哪些重大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在疾病史、生命史上有何新的歷史意義。

     相對於十九世紀社會經濟區域性的變遷，二十世紀以來上海、東北經歷的現代性經濟擴張，體現在前者步入了大工業化時代，後者則成為中國最重要糧食和工業基地，南北間跨區域經濟交往日益密切，鼠疫、霍亂也有多次在中國境內的南北一體的跨區域流行。就此，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一、區域經濟體系擴張，致使疫情形成南北一體的流行態勢；二、鐵路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不僅加快了疫情傳播的速率，而且蔓延至以往因通行困難而被隔絕的內陸地區；三、大量流動人口聚集城市，惡劣的生活環境持續保持疫情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結語部份則指出，與歷史上較多由戰爭、災荒，而非主要由社會經濟變遷引發的烈性傳染病跨區域流行相比，二十世紀以來的變化表明，現代性經濟擴張已為致使烈性傳染病跨區域流行一種經常、主要的樣式。再與淪為殖民地的十七世紀美洲及十八世紀印度洋地區不同，其時中國仍為半殖民地社會，保留有相當的主權，從而致使現代性經濟擴張並非只是在華帝國主義單方面之所為，而也為中國社會自身的強烈追求和價值設定。在這個意義，相關發展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及與疾病互動關係之重新建構，作為一個具有廣泛和深刻影響的趨勢和過程，並非只是一些個別和偶然的事例，而是在疾病史、生命史的意義上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大變局。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公路的預伏陣地阻擊日軍。該伏擊戰後來被中共吹噓為「平型關大捷」。本文的前半部份，從八路軍以十倍之眾，竟需付出千人傷亡的代價，纔殲滅了500中伏的日本運輸兵的史實，證明了這場伏擊戰根本不是什麼「大捷」；並通過對毛澤東與八路軍將領來往函電的深入考證與剖析，指出該伏擊戰是八路軍違抗了毛澤東戰略方針纔取得的戰果。本文的中間部份，描述了中共在抗戰時的「對外宣傳」，是如何地通過對媒體的高明玩弄和操控，把這場微不足道的伏擊戰，虛擬為抗戰以來「第一大勝利」，藉以打壓醜化友軍，美化拔高自己。由於嚐到了平型關真實作戰的苦頭，也由於吃足了平型關虛擬作戰的甜頭，共軍在平型關伏擊之後，便把對抗日軍的主要武器，由步槍刺刀轉換為口舌文宣。儘管武器已根本轉換，但虛擬戰場上的槍聲、炮聲和白刃肉搏的喊殺聲卻愈來愈震耳欲聾。因為，愈是真實戰場上的偃旗息鼓，便愈需要虛擬戰場上的斬將搴旗！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唯一的一次算得上是運動戰的平型關伏擊，日後會變成了中共藉以「對外宣傳」的重要文本。

     本文的後半部份，揭示了中共在立國之後，是如何通過各種「硬」的和「軟」的思想控制和宣傳策略的交替運用，建構出一整套以「平型關大捷」為主體的抗戰論述；通過把記載著當時抗戰史實的文字和圖像材料的層層包裹和封鎖，中共幾乎完全禁制和封閉了抗戰一代人集體的「記憶載體」，阻絕了此一集體記憶往下一個世代的自然傳遞。由於父輩的集體記憶無法傳承，而其他資訊又完全無法獲得，共和國的新生代便祇有完全接受中共的抗戰論述。關於八年抗戰的歷史，「平型關大捷」不僅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仗，也是他們唯一能憶及的一場戰爭。「平型關大捷」幾乎就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知識的全部，也是他們對八年抗戰的唯一的集體記憶。但是，到了後文革時代，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由神再變回凡人，億萬被「個人崇拜」蠱惑和封閉的心靈，也經由「除魅」的程序，而開始了獨立思考。被解放出來的理性，開始向以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威論述提出駁詰與質疑，中共的抗戰論述便立刻露出致命的破綻。共和國新生代關於抗戰的歷史認識和集體記憶，其塑成的素材主要是中共的「隱瞞」加「欺騙」；它就如同密封的木乃伊，祇要一接觸到新鮮空氣，便注定要腐爛和消解的。政治權力對歷史和集體記憶再強大的改造和操控，畢竟有時而窮，祇要控制出現一絲絲的破綻或空隙，理性與常識的陽光便能乘虛而入，進而摧陷廓清政治權力建構在歷史和集體記憶上的一切沙灘建築。「平型關大捷」的建構和解構，正是其中的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