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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百年的纏足文化,在清末民初短短的數個世代裡,從傳統的文化體面,遽然轉變為必須洗刷的國族∕文化污名。在這個歷史過程裡,本文認為,激起知識分子「野蠻焦慮」的國際視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主要來自於西方人的國際視線,藉由視覺科技配備,形成一種架構在權力關係上的「帝國的凝視」,卸除和穿透了視覺客體的遮蔽。為了追溯纏足污名的文化建構,本文首先分析了現代新聞報導、臨床醫學、攝影術、X光掃描,以及博覽會於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帝國主義進入中國之後,如何觀看、揭露和呈現中國女性的小腳。其次,本文指出,在「帝國的凝視」之下,纏足被西方知識菁英建構成為「視覺知識域」上的某種邪惡存在:在病理學建構上,纏足意味著生物有機體(個人)和社會有機體(國族)的骯髒和病癥;在殖民人類學建構上,纏足被視為一種野蠻民族的記號;以及,在美學建構上,纏足被形容成一種不忍卒睹的醜惡品味。視覺科技的威力不止在於讓西方公眾看到這些被建構的邪惡存在,更在於使中國人透過帝國主義的視線,看到「自身的邪惡」,並在清末民初的國族認同建構過程中,夾帶了這個恥辱感,使得漢民族的纏足轉化成為中國人共同背負的文化污名;這些負面的文化建構,不僅加深了中國知識∕權力菁英的國族危機意識和焦慮感,也賦予了集體行動必要的情緒動員能量和論述框架。
俄國革命及〈對華宣言〉,引發國內革新、革命思潮及友俄空氣之高漲,知識界首次出現以革命理念或方式,觀察、參與、影響外交之現象。革命與外交為莫斯科東進之雙翼,而革命則服從其外交戰略。中俄交涉仍具「弱國無外交」之意味,一般知識界之對俄態度,因其外交步驟之推進而前後變化,對其主義之信仰熱度亦隨之回落。
與此相適應,革命與外交始終是知識界對俄態度之矛盾主線,其間不斷出現分歧、論爭與衝突。在數年中俄交涉中,知識界實際存在兩種既聯繫又鬥爭之勢力:一是基於革命考量之聯俄、「親俄」勢力,一是基於外交考量之抵制蘇俄利己外交、維護國家權益之勢力。兩種勢力此消彼長,大抵在王加草約簽證之前,革命考量居主流地位,此後以國家為本位之外交考量轉為優勢。
不同群體對俄之革命與外交考量各有差等。具體而言,中共黨團知識分子、國民黨知識分子、學生界、教育界、一般輿論界對俄態度之革命考量,由前者至後者漸次減弱,而外交考量則由前至後依次遞增。就知識界對俄態度之變化過程而言,一般輿論界、教育界、學生界、國民黨知識分子之右翼,及少數中共黨團或接近中共之知識分子,依次從「親俄」陣營中剝離出去。「親俄」與「聯俄」並不等同,一般知識界之加入對俄外交運動,多鑒於腐敗政府無力應對時局、挽回利權,而非所謂對蘇俄外交之「應和」,更非「親俄」所能為斷。蘇俄對1919-1924年間之中國,整體影響越來越大,然其對華外交卻使知識界中之「親俄」陣營越來越小。
本文以1917年成立的上海靈學會,及其所出版的《靈學叢誌》(1918-1920)為主軸,探討五四運動前後,由楊璿、俞復、陸費逵、丁福保、嚴復等人所參與的一個研究「靈學」(探討靈魂、鬼神、生死問題與預測未來)的群體。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靈學研究不但與傳統宗教信仰中的扶乩(亦稱扶鸞)活動有直接的關係,又嘗試將之與西方的心靈學、妖怪學、催眠術、靈魂照相等結合在一起,來回答生死鬼神、死後世界的終極問題,並解決道德淪喪的社會問題。再者,靈學研究不但採取「學會」的組織方式,也透過新興傳播媒體,如報紙廣告與期刊發行,使之成為一項可以花錢來學習的「知識」或「技能」。此一現象顯示「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範疇,在從西方經日本傳譯至中國的過程中,一直是多元、模糊、遊移的,並與宗教、經濟活動交織互動。以往的研究多從實證科學的角度,將靈學貶為「封建迷信」,本文擬避免這種黑白對立的評價,嘗試從描寫、分析的角度,澄清靈學與中國傳統及日本、西方等因素的關係,並闡釋它在民初思想、文化發展上的意義,及其內在侷限。
本文主要從三方面探討民國時期上海百貨公司店職員的日常生活:百貨公司業主、報紙文人、共產黨人。企業家重視店職員的日常生活,主要基於管理的需要:為追求利潤而創造高效率的勞動力、為降低勞資糾紛的風險等。而上海報界出現一陣對市井小民生活百態的興趣,不但為了擴展閱報大眾,將報導內容伸向社會各階層,也在樹立某種生活典範。至於共產黨人更利用店職員的業餘活動進行政治動員,吸收黨員以壯大在上海的群眾基礎。透過分析這三者對店職員工作與娛樂的規範、討論與動員,本文希望了解各個行動者在日常生活場域中所展現的互動關係。同樣重要的是,店職員本身如何做出日常生活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在面對業主關於工作與娛樂的各項要求時,店職員如何回應?這些討論的目的,不在於鉅細靡遺地舖陳店職員的生活細節,而是透過不同行動者對店職員日常生活的規範與建構,凸顯彼此間的權力關係:究竟權力支配者與市井小民存在何種利益與衝突?換言之,本文並非將日常生活當作一界線明確、透明的物質場域,而是視為聲音紛雜、充滿競爭與協商的權力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