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不衛生」是近代以來常被中外人士提及，且在各方之間引發頗多碰撞、交集和爭議。本文試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一、華人「不衛生」被定義為瘟疫之源和近代細菌學理論的傳入；二、租界衛生景觀的改善和華人社會的變革維新；三、文化優越感、民族主義訴求和主權之爭。本文認為，自租界開闢之後，居高不下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讓外人深感不安，通過職業醫生的科學觀察，生命統計學方法的採用和近代細菌學理論的傳入，華人的生活習俗和居住環境被外人視為「不衛生」，致使租界疫病頻繁發生。通過公共衛生改革，外人管理的租界與華人社會形成了潔淨∕汙穢的巨大反差，促使華人菁英反省自身的落後，鼓吹仿效租界衛生管理制度，並大力推動變法維新和文明開化。在那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擴張的年代，關於華人「不衛生」的講述體現外人的強烈文化優越感，同時也激發華人菁英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外人市政當局借公共衛生之名，乘機攫取華界市政管理權，華人社會為捍衛主權而注重公共衛生事業的推展。在這個意義上，關於華人「不衛生」的講述的歷史複雜性和多面性，體現在外人方面，雖有明顯的文化歧視、種族壓迫，但由此引入西方近代公共衛生理念，改善在地衛生狀況；體現在華人菁英方面，雖接受外人關於華人「不衛生」的講述，卻非簡單重複西方的霸權話語，或將之內在化為自身的文化設定，而是由此形成對自身社會及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再認識、再反省、再批判，其中當然包括對新文化的接受、引進和想像。所以，圍繞著華人「不衛生」的講述，中外雙方雖各有不同的考量和投射，並常以衝突和競爭的形式展開，卻共同開創和推動上海公共衛生的現代性發展。

     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代表的大致是「新」、「西」、「現代」、「進步」等話語論述，如胡適提出「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另一方面則介紹西洋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及新信仰。與之相對立的，是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林紓、嚴復、章士釗以及《學衡》雜誌等。這些所謂的「文化保守分子」在思想史及文學史上，往往被視為違抗歷史潮流，蔑視歷史社會文化的新趨勢，試圖回歸傳統，因而他們在歷史評價上是負面的。

     《學衡》在發刊詞中，提出「頌述先哲之精言以翼學」作為雜誌宗旨。但是他們批評新文化運動，並非只是回到過去，而是展現一極為複雜的歷史觀及傳統觀。在其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言詞中，往往援引西方古典主義的觀點，來反駁新文化運動派以浪漫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言論，並希冀結合中西文化精華，為中國文化尋求一出路。因而「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派」之爭，不能簡單地以所謂新∕舊、中∕西、現代∕傳統之爭看待，毋寧更是一種權力關係的「話語權勢」之爭。兩派陣營在相當大幅度上有一種糾纏弔詭的對話關係。此一面向在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上，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本文討論學衡派的支柱人物吳宓的思想發展，以及其與新文化運動之關聯，期能更深刻地掌握民初的思想發展。

     1949年中共建國，開啟了中國基督教歷史新的一頁。政治、社會、經濟處境甚至外交關係的變化，無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基督教的生存環境。在嶄新的形勢下，近代西方來華傳教運動及藉此建立的中國基督教事業，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變局與挑戰。眾所週知，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開展與深化，很大程度上主導，甚至改寫了1950年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格局。而〈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的出現，更揭開了基督教革新運動的序幕。本文旨在探討〈革新宣言〉的由來與影響，其中尤重分析中共、基督教民主人士及新教建制（協進會派）三者的互動關係。

     中國史學與西洋史學一樣源遠流長，卻在西洋史學的啟示與影響之下進入「現代」，並一直追隨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尤以蘭克的史學方法為依歸。至「後現代」風潮興起，其理論雖然繁多，未有定論，但其基本傾向主要在挑戰、甚至否定「現代」；其理論對現代史學的顛覆性尤其巨大，吾人所知的現代史學幾乎被顛覆殆盡。長隨西方的中國現代史學遇此「巨變」，有如「夢魘」，不僅是西方現代史學「高貴夢想」之破滅，使中國現代史學頓失依據；而且呈現中國現代史學一直未能建立「自主性」的尷尬。不過，後現代風潮雖具破壞性，但從最近的發展看，對欣欣向榮的新文化史研究已有正面的貢獻。中國現代史學自當繼續參照西方的治史理論與方法，但宜建立自主性，而不宜尾隨，大可於借鏡之餘，重新思考中國傳統史學，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