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述說了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以降的中國流傳的整體脈絡。美國籍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於1838年刊印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首度刊布了美國《獨立宣言》文本的部份漢譯，從此開展了中國人認識美國《獨立宣言》的契機。可是，要到二十世紀反滿革命風潮勃興之後，美國《獨立宣言》楬櫫的「革命理由」，方始得到迴響與共鳴，依據美國的《獨立宣言》建構革命正當性(legitimacy)的政治語言，在歷史舞台上漸次出台問世。檢討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流傳的歷程，應能對反思革命如何成為形塑近現代中國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不可或缺的關鍵詞之一，提供個案角度的理解。

     有關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過去很少有人研究，主要在於資料零散以及戰後局勢改變，使曾有滿洲經驗的台人隱藏起這段經驗。謝介石是日治時期台灣人中當官當得最大的，他曾任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第一任駐日大使，因此由謝開始，做為探討這段歷史的第一步。

     本文旨在敘明謝介石的身世、早年活動，參與張勳復辟，結識、奔走於清遜帝溥儀門下之經過，分析其擔任滿洲國外交部總長，在於宣統遠親、吉林省長熙洽的推薦，擔任總長期間應付李頓調查團，接收海關，對外擴展外交關係，任答禮使及滿洲國皇帝的扈從，前往日本之狀況；就任第一任駐日大使後，代表滿洲國皇帝回台參加台灣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並為其子締姻新竹鄭家，退任後任滿洲房產株式會社理事長，而後轉居北京。戰後因漢奸罪被捕，1948年出獄，1954年過世。

     謝介石到滿洲國，為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海外活動拓展了新的空間，更形成標杆式的存在，他介紹不少台灣人進入滿洲國行政體系中，尤其是外交部，他成為台人海外發展成功的範例。不過他一生由清國籍而日本籍、中華民國籍、滿洲「國」籍，這樣不同的身分轉換，究竟他的認同是什麼？他的勤「王」對中華民國而言就是叛國，被以漢奸罪審判就不足為奇了。總之，對謝數奇一生之研究，揭示了對日治時期在滿洲台灣人活動之一斑，做為展開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研究的起步，應該是可行的。

     近幾年來，開始有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注意到「軍事委員會侍從室」這個抗戰時期的重要幕僚機構。只是，這些學者有興趣的課題，主要是針對侍從室在軍事及政治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忽略了侍從室所負責的另一重要工作項目，此即由侍從室第三處所負責人事行政業務。

     侍三處成立於民國28年7月8日，其負責人（主任）是被外界指為國民黨重要派系——CC系的領導人陳果夫。其下編制最初設有四組，依照侍一、二處之組序排列，分別為七、八、九、十組。各組負責的業務是：第七組主管人事「調查」，第八組「登記」，第九組「考核」，第十組「分配」，幾乎包括當時政府機構內的人事業務。本文所要析探的對象，就是這個號稱戰時中國最高人事幕僚機構的侍三處之組織概況、人事背景及實際運作情形，並檢討其成效得失。

     隨著1949年中共建國，共產黨人把郵政與電信合併為一個部門——郵電部，這標誌著「人民郵電」的起始。但是，很多人民都懷疑郵電部經營業務時能否貫徹「為人民服務」的原則，在江西甚至出現「為人民幣服務」的諷刺性口號。查考了大量的報刊和檔案，我們發現在函件、包裹、匯兌、代購、報紙發行、電報、電信等業務範圍，皆有強迫攤派和歪曲宣傳的問題。為了完成增產任務，郵電局傾力擴充業務收入，並且對員工施加壓力。本文將檢討郵電幹部和員工的行政責任，分析其在官僚組織內的處境。毫無疑問，新三反運動中有關反官僚主義的批判，是有其確切之處，但並不全部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