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宣政院所轄官寺360座，佔用民田數十萬畝，消耗天下之財。明代皇帝在京師供養大量藏僧，每日酒食皆係光祿寺支付，頻繁舉辦佛教法事、興建寺廟、造塔，造成國家財政危機。相較之下，清朝喇嘛及其徒眾的錢糧由戶部支給，康熙年間，戶部供養喇嘛約萬餘兩，乾隆以後約六萬兩銀及米糧二萬餘石。至於興建寺廟和法會所需用度，皆來自內務府。由皇帝荷包支付的銀兩，遠超過戶部的支出，遂未造成國家財政問題。

     清朝統治者將施捨駐京呼圖克圖的牧場分布於長城口外，不佔民田。清中葉後，漢人出關開墾，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又，自乾隆皇帝實施雍和宮金瓶掣簽制度，提升了清廷的宗教影響力，蒙古的王公、喇嘛紛紛前往北京寺廟捐獻。同時，青甘地區的駐京呼圖克圖獲得朝廷封賜轄地，寺院土地廣闊，又新墾地畝成千上萬畝。藏傳佛寺聚集眾多信徒，寺廟附近成為重要的市集所在，喇嘛從商業活動中獲得的經濟收入逐漸增加。清朝皇帝認定蒙古衰弱的原因在於信仰藏傳佛教，又設法讓蒙古人不斷布施，加劇蒙古經濟的衰退。就清朝利用藏傳佛教銷蝕蒙古力量來說，已達到目的。

     「策問」在晚清科舉改革中成為關注焦點，自有其深意在，實際與對「西學」的接引聯繫在一起，並映射出世風之丕變，及思想學術的轉型。因為改制後的科舉，明確規定鄉會試之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圍繞「各國政治藝學」所出「問策」，即體現了晚清各級官員思考世界事務的樞機所在，而參加科考的數十萬士子在「問策」導向下所作「應策」，更呈現出知識階層一般的思想狀況。本文即主要圍繞《中外策問大觀》及其他相關資料，檢討在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情況。顯然，改試「策論」除為「西學」大開方便之門，也摧毀著中國傳統的知識架構。科舉歷經改革，不是什麼新問題，然「策問」地位之不斷提升，皆是為著糾正科舉考試之種種弊端。而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經落實，對於學術之轉向影響深遠。換言之，「策問」資料於晚清「西學」不僅是重要的「呈現物」，在知識的傳播及知識的「再生產」上，也另有一功。略為梳理「策問」與科舉改革之關聯，以及「策問」對接引西學知識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對「策問」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瞭解。

     光緒27年(1901)清政府下詔改科舉試法，明令自第二年開始，廢八股，試策論，使中國政治史事論與各國政治藝學策，從此成為科舉三場中最主要的項目。此一變革非但落實了長期以來朝臣士子對於改良科舉的要求，並且被視為是學堂全面取代科舉前的重要過渡方案。一般認為策論之試，因講求實學而與學堂趨近，然而策論與學堂在考求知識的方法、態度和目標上有何差異？實行不到四年的策論之試，在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過程中又扮演了什麼樣角色？

     本文嘗試以各省鄉會試錄、題名錄與歷科朱卷、墨卷為對象，討論策論如何由一種通商口岸流行的資訊，在制度化的過程中逐漸演變成一種知識的過程，及其所象徵的知識意涵，並且分析制度化之後的策論之試，如何導致科舉全面為學堂取代的原因。

     孫蘇趨近雖與國民黨對蘇俄革命之崇尚有關，然雙方最初合作之基點則在外交。國民黨政權因未得國際承認，在中俄交涉中只能以北京政府所難以接受之權益讓步，作為與蘇俄談判之籌碼，期以取代北京政府之執政地位。國民黨對俄交涉，帶有明顯以外交換革命之考量。蘇俄屢以南下交涉示好於國民黨，並以此要脅北廷就範，最終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國民黨高層因受社會輿論及外交策略之制約，對俄外交意圖多秘而不宣，其對蒙古問題之態度亦模棱兩可，適成國共兩黨及國民黨內部黨爭之重要根由。粵俄外交之失衡，中蘇國家利益及孫蘇意識形態之衝突，最終引起黨內驅共討俄風潮。風波雖暫告平息，然日後清黨反蘇之潛因已然呈現。

     「親俄」與「聯俄」有近乎本質之差異，兩者貫穿於數年國民黨與蘇俄的關係之中，惟兩者之消長進退因時而異。國民黨對蘇俄之整體態度，大致經歷了由「親俄」到「聯俄」之演變過程：大體而言，從蘇俄發表《對華宣言》至《孫越宣言》簽訂，帶有濃厚之「親俄」傾向；從《孫越宣言》發表至《中俄協定》之成，此為以外交合作為基點之「親俄」、「聯俄」交替時期；而中俄交涉則為促成此種交替之關鍵環節之一，此後即轉入嚴格意義之「聯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