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孝經》具宗教意涵的詮釋有復甦的現象，本文主要選擇從實踐的角度入手，探討幾位士人從事誦唸、觀想或抄寫《孝經》的實踐個案。這些活動並不屬於任何特定教派或學派內的活動，而是個別士人或於日常生活、或於特殊場合，自我創造了儀式的空間，從事有關《孝經》的儀式性行為。而在每一個特殊的儀式時空下，《孝經》也變成一部別具深意的儀式性文本，扮演著傳遞實踐者與更高權威之間溝通與協商的媒介。這些表面上看似雷同的實踐活動，如誦唸經文，在每個實踐者個人的思想脈絡以及不同的儀式情境下，實具有著不同的意義，傳遞著特殊的意涵。這個研究以呂維祺、楊起元、潘平格、許三禮和黃道周為主要討論對象，其成果不僅可與當時的《孝經》論述互觀，也可提供我們對於儀式行為的複雜意涵有進一步的瞭解。

     本文探討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對胡適思想的影響。文中首先澄清胡適認識赫胥黎的過程。胡適在青少年時代即透過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來認識赫胥黎，到美國留學之後，又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重新挖掘赫胥黎科學觀念的重要性，尤其是赫胥黎所強調「疑而後信」的科學方法。其次，拙文指出胡適與赫胥黎思想之間有所差異。筆者認為兩者的歧異主要由於胡適受傳統儒、佛思想內容（如佛教的宇宙觀與儒家對群己關係的看法）與思維方式的影響，從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謂「樂觀主義的認識論」的角度，誤讀了深受笛卡耳(Rene Descartes)、康德(Immanuel Kant)、休謨(David Hume)思想之影響，具「悲觀主義的認識論」傾向的赫胥黎。雖然胡適宣稱他肯定赫胥黎的agnosticism（「不可知論」，胡適稱為「存疑主義」），但對胡適來說，知識上「可知」的範圍不但包括以證據為基礎的論斷，也包括倫理價值與形上智慧（如「不朽」觀念與「社會宗教」），因而較赫胥黎所認可的範圍要來得廣，這也配合許多學者曾指出的胡適具有「科學主義」的思想特徵。再其次，拙文強調：胡適對赫胥黎的解讀與嚴復、梁啟超的角度非常類似。他們均受儒家、佛教觀念的影響，且均強調中國式進化論（肯定人為努力的意義，並對未來具樂觀信念）、和諧的群己關係，以及後來英國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積極自由」，因而主張透過教育方式培養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國民。從此我們可以建構一套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思想系譜。

     1938年初，因日本對華侵略戰爭而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獲得消息：藏政府已於青海塔爾寺(sKu vbum)附近找到已故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重慶、西寧和拉薩三方面隨之展開了一齣精彩的戲碼。藏政府需要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青海的大軍閥馬步芳想要巨額錢財，並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從西藏獲得商業利益；重慶的國民政府強調的則是作為中央的威信，以及藉此向世人宣示其對西藏的主權。利用近年解密的檔案材料，本文詳細敘述三方關於青海靈童赴藏一事的交涉過程與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及其他有關人員張威白、孔慶宗等在此次達賴轉世事件中的活動情形。本文指出，由於認識到達賴轉世對漢藏關係有莫大影響，吳忠信、張威白等人對藏政府一面勸導，一面催促，使得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經過，至少在程序上按照國民政府的意願，依照清朝「舊例」辦理；但是，他們同時認識到自己並沒有足夠實力為後盾，所以只能力求程序的完備，而無法影響藏政府對達賴轉世的具體操作。正因為如此，他們不得不在相關的文字表述上有所斟酌和修飾，著重強調國民政府對西藏主權之行使與拉薩當局對「中央意旨」之尊重，略而不提交涉過程的種種周折與不快。我們看到，這種現實與表述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們認識近代漢藏關係的困難。

     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軍隊，在海峽兩岸嚴峻軍事對峙下，退伍後無法回到家鄉，這是國民黨政府安置大陸籍退伍軍人所面臨的特殊歷史情境。本文探討國民黨政府透過農耕計畫安置大陸籍士官兵的歷史過程，從退輔會安置政策的設定與演變中，瞭解場員（安置在農場的退伍士官兵）如何成為不同於本省籍農民的農民。本文從幾個政治、經濟面向來瞭解場員特殊的生產與生活形態：退輔會起初對農場未來的規畫以及後來的調整，經濟組織與家戶形態，農場土地所有權，場員、農場行政中心與退輔會之間的關係，農場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場員之間的經濟差距，最後比較場員與本省籍農民的差異，特別是家庭組織形態、家庭勞動力組成、經濟狀況以及經濟行為的差別。退輔會在安置計畫初始，設定不切實際的目標，施行不適當的政策，幸而退輔會保持政策彈性，不固著於浮誇的願景與成效不佳的措施，能夠隨著農場與場員互動產生的演變不斷調整，修正做法與重新設定目標。彈性與妥協之外，退輔會堅持土地所有權保持完整與國有，使得農場能夠有效組織場員勞動力，維持集體勞動的形式，國家投入土地的資源與場員投入土地的勞力，得以有效地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