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賀麟與蔣介石間的關係為主軸，探討蔣介石與知識分子間的交往，並試圖了解此類交往關係如何影響知識分子面對1949年離開或留居大陸的抉擇，以及 1950年代中共的思想改造。賀麟以研究斯賓諾莎與黑格爾的思想、翻譯西方著作、會通中西哲學著名，也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抗戰時期，他與林同濟、雷海宗同屬「戰國策派」，又加入張其昀、錢穆等人所籌辦的「思想與時代雜誌社」，在理念上與宣傳上大力支持蔣介石的「力行哲學」與政治統治。蔣介石與賀麟的結合是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的結合。賀麟左批唯物辯證法與共產主義、右批胡適的實驗主義與自由主義，並從哲學史的角度肯定蔣介石與孫中山的繼承關係，是他為蔣所欣賞、重用的主要原因。然而，較令人費解的是1949年國府遷台之時，他選擇了留在大陸，之後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徹底推翻昔日對蔣的尊崇，改為歌頌毛澤東思想，甚至還以八十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賀麟1945年所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到1986年將之改寫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反映出他一生從「擁蔣」到「擁毛」的思想變遷。賀麟的個案顯示蔣介石與中共政權對知識分子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也凸顯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

     1943年10月，沈宗濂取代孔慶宗成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此項人事異動的消息公布後，引起了各界的矚目，其特殊之處，在於沈宗濂原係蔣介石的秘書，出任此職係由蔣介石直接指派，而非如慣例上由蒙藏委員會所任命。沈宗濂駐藏時期，西藏各界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均有好轉，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抗戰勝利，中國躍於強國之林，藏人目睹印人反英浪潮澎湃，對於英人在印勢力是否能持久產生疑慮，而沈宗濂在藏期間表現優異，也是原因之一。沈宗濂及其工作團隊，一反前任處長孔慶宗的官僚心態和大漢沙文主義，對於西藏問題抱持著承認現狀的務實態度，加上他們的身段柔軟，因此能夠迅速獲得藏人的好感。更重要的是，由於沈宗濂出身侍從室，能夠獲得蔣的充分信任與支持，以致於他所掌握的駐藏辦公室，不論是編制、人員或經費，均較前任處長孔慶宗時期充裕，並且用人自主，遇有問題尚可直接致電侍從室，而不需要層層請示。雖然如此，沈終其任內，在西藏問題上仍無法有所突破，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項：（一）國府的邊政未上軌道，對藏情認識不足；（二）西藏堅守自主原則，對中、英採取「不即不離」的等距關係；（三）中、英雙方均堅守其國家利益，不肯讓步。

     1955-1956年間，中共中央在全國展開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運動，期間針對基督教及天主教界，先後破獲王明道、龔品梅及倪柝聲三起反革命集團案件。本文根據歷史文獻及政府檔案，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為中心，從王氏本人、黨國及基督教三自運動三者間的互動，探討這宗基督教界反革命集團案的始末。全文旨在處理：（一）王明道與黨國支持的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間的矛盾，及王氏的思想歷程；（二）黨國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對王明道進行團結及鬥爭，最終並以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方式處理王氏；（三）評檢這宗反革命集團案的性質及影響。

     本文回顧並討論1950年代以來的新疆現代史研究。處在民族主義立場兩端的中共官方與維吾爾民族主義者，都依賴歷史書寫，為各自的政治訴求尋找合理化或合法化的依據；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以漢語文進行的相關研究有令人矚目的進步，但仍未擺脫政治框架的約束。台灣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正逐漸擺脫傳統的反共情結，但又面臨能否抗拒簡單模仿西方視角及方法、保留有價值的中文思維傳統的新問題。英文學界對民國新疆史和中共治理新疆時期的研究，既發掘了認同和衝突的政治層面，也廣及文化層面的問題，成績斐然，但也一直存在東方主義傾向與對抗論述的角力。而且，在各方對新疆現代史的研究中，仍存在某種以政權更替為分期標準，切斷歷史連續性的狀況。無論如何，一甲子以來的新疆現代史研究，經歷了由青澀步向成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