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佔據南京後，清廷各路大軍競相南下，需餉規模空前膨脹，戶部掌握的各省春秋撥冊卻全部歸零，舊式酌撥制度難以有效運行，無奈之下，咸豐帝諭令各統兵大臣逕自與相關省分諮商解決軍餉供應。自此以後，支發各作戰部隊軍餉的糧臺遂邁入自我經營時代。因所處地域、所屬統兵大員以及戰局轉換的差別，各作戰地區糧臺的境遇也不盡相同，甚至呈現天壤之別。糧臺運作問題是觀測清代晚期戰時財政的重要視角。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江南與江北糧臺屬於咸、同戰時比較重要的軍費籌措與支放機構。隨著戰局變換與制度轉型，兩臺在供餉關係、餉源爭奪、解款糾葛等方面屢屢對峙，經辦大臣之間的關係也迭生緊張。其為難之處，不但承受軍餉匱乏煎熬，而且還面臨大營統帥干預放餉的壓力；創辦目的在兼顧兩臺軍需的籌餉總局，本來運作有效，卻因統兵者強力干預以及經辦官員的違紀行為，只能短命存世。糧臺經辦大臣的職權大小是戰時財政運的重要根據，江南、江北糧臺之間衍生的紛亂與對峙，反射出清廷在糧臺職官授權方面，並不能適應戰時就地籌餉形勢的需要，更顯示出清廷咸、同戰時財政制度缺乏隨時應變的弱點所在。

二十世紀初日本挾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的餘威和在醫療科技上的進步，向中國大量推出各種醫藥，只要翻開當時的報紙如上海《申報》和《新聞報》、天津《大公報》、北京《順天時報》，便可見到有如排山倒海的日製藥品廣告。源於大阪的森下藥房，應時推出「仁丹」向中國傾銷，由於當時中國醫藥衛生的落後和資訊不發達等原因，仁丹利用出色的宣傳手法，不出數年即在中國大為熱賣，其在華的銷售額已超出日本本國市場，引起中國商人的注意。由黃楚九創設的龍虎牌「人丹」，憑著別具一格的廣告手法和銷售策略，成功地挑戰比他資本雄厚、實力更大的森下藥房。本文利用政府檔案、企業史料、報紙、舊照片、廣告宣傳等各種資料，分析仁丹成功打進中國市場的原因和過程，並討論中國人丹是如何與之競爭。本文旨從商業史角度出發，以商標和廣告切入，討論這場激烈的中日商業競爭及其引發之各種問題。

大後方在抗戰時期出現嚴重的糧價高漲，引發財政、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危機。蔣中正為挽救危局，在1940年8月設立全國糧食管理局，藉此管理民間糧食市場，至1941年改推田賦徵實以掌握糧源，皆是為掌握重要物資，並穩定大後方社會。中央在戰時於地方推動糧食管理，一方面顯示國家機制擴大化，也為中央控制地方模式帶來新的變化。蔣中正推動此政策，必須面對中央內部不同調、地方實力派抵制以及基層豪紳的反彈等問題。過去研究，大多注意到後兩項因素，而忽略第一項，以致對戰時中央控制地方議題，留下許多討論空間。蔣中正推動糧食管理的核心理念為「嚴禁囤積居奇」，而在實踐上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各環節相互配合，方能發揮作用。本文描繪蔣中正處理楊全宇、吳肇章兩件囤積居奇案件的過程，藉此顯示三種因素在其中交互影響的面向，也顯示國府抗戰時期中央控制地方模式的侷限與不足之處，並以此進一步討論國共雙方的中央控制地方模式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