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傳染病對太平天國戰區的軍事活動和人口究竟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現有的研究或者未能完全揭示，或者否認軍事醫史學家的共識。本文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是要回答上述問題，而是嘗試進一步探討，在太平天國戰區這一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到底是哪些傳染病深刻地影響了戰區的人口，又是通過何種途徑影響戰區人口？通過這一典型案例，來解釋歷史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大起大落」的現象。 傳染病使軍隊大量減員，影響了戰爭進程，延長了戰爭的時間，特別是同治元年的霍亂流行，對戰爭的進程起了戲劇性的影響。

     傳染病也是戰區人口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因素。戰爭使戰區常見的傳染病（如瘧疾、痢疾、傷寒、回歸熱等）危害加劇，但這些急性傳染病傳染性並不是特別強，病死率也不高。烈性傳染病使戰爭的烈度大大加強，只是鼠疫、天花傳染的區域有限，因而只對局部地區產生影響。古典型霍亂則顯得與眾不同，它在戰爭的後期傳入，並在戰區普遍流行，對於免疫機能已經大大下降的民眾，此一疾病產生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透過皖南地區的鄉老傳說，不能不讓人揣測，在造成人口銳減的重大戰爭中，一般規律就是，疫病死亡人數佔全部人口損失的70%和戰前當地總人口的40%。

     作鴉片統稅是清末財政收入中的大宗稅項，它與練兵、興學、警政等各項新政事業關係密切，中央與地方對鴉片稅的徵收和使用非常重視。1906至1911年的鴉片禁政期間，圍繞土藥統稅的經辦權和撥款數額，地方省份與中央政府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在土藥統稅的經辦權方面，各省極力主張歸省自辦，度支部則依靠政治權威和有效策略，化解了各省對鴉片統稅進一步控制的企圖。隨著鴉片禁政縮期進行，鴉片稅收愈發減少，土藥統稅的撥解成為地方與中央矛盾的焦點，尤以湖北、雲南兩省為突出，地方省份與中央政府的爭執相當激烈。兩個相互聯繫的矛盾疊次出現，反映出清末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非協調性，隱含著兩者關係的某種對立態勢。

     本文利用中、英文原始檔案，旨在探討發生在1930年代、向來較不為人所知的康藏與青藏戰爭，以及該時期康藏邊區各股不同政治勢力之間所發生的軍事衝突。本研究嘗試跳脫以往將這些西南邊界戰爭視為「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西藏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此一看法，或者是視這一系列衝突為中、英兩國競爭西藏下的一個結果。本文同時把南京國民政府、西南各省軍閥與西藏政府作為三個不同主體來看待，藉以重新建構與還原1930年代西南中國青、康、藏地區的政治、社會與軍事面貌；而藉由對這些發生在西南邊陲地區大小戰事的分析。本文也希望能夠對於「戰爭」對民國時期的中國西南邊疆議題、近代漢藏關係，與國民政府1930年代在中國西南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與政權鞏固(regime consolidation)所帶來的意涵，做更進一步的探索與釐清。本文研究指出，1930年代西南中國的西藏、西康、青海軍閥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彼此之間在政治上具有相當微妙的關係，而當時西南軍閥政權亦享有強大的自主性，這些因素對於吾人分析1930年代西南邊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版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研究同時也欲指出，1930年代西藏、西南軍閥及南京國民政府三方面，事實上對於「戰爭」皆有所需求，並且都期待、製造與利用戰事的發生，以藉此帶給各自政治勢力在軍事、政治與財政上的有利作用。在這場1930年代中國西南地區的軍政勢力角逐的過程中，青海的馬步芳與西康的劉文輝可說是贏家，西藏政府則失去了自民初以來在康區所保有的領土與軍政優勢，而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政府，雖利用戰事的發生，以種種名目欲將中央勢力帶進西南邊陲，然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其終究未能在此一地區建立起有效與牢固的統治。

     「以德報怨」原本只是日本新聞媒體對蔣介石所發表的〈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之解讀，卻因貼切形容蔣寬大對日之理念，遂演變成戰後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綜合名稱。而其實際內涵還包括蔣介石對日本天皇制的維護、反對分割日本、善待日本在華居民等具體措施。至於放棄戰爭賠償，並非蔣介石初衷。蓋自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就主張日本應以工業設備、軍事物資來賠償中國。戰後，國民政府在遠東委員會的運作下，也開始執行了部份日本工廠的拆遷，以作為戰爭賠償。爾後由於中國大陸赤化，主客觀情勢的逆轉，才是國民政府在1952年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時，主動放棄戰爭索賠的原因。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赤化，改變了美國的對日政策，也破壞了國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基本立場。前者是指美國對日政策從早期要求日本以實物賠償，到後期改為不准列強向日本要求賠償，只容許亞洲國家向日本要求提供象徵性的勞役服務。此一政策的轉移，已嚴格限制中國向日本求償的空間。後者是指國民政府治權不及大陸，連要求日本提供象徵性勞役服務的基本立場，亦已喪失。

     戰後的蔣介石之所以對日本寬大為懷，是因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國民為敵，反而認為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只要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一滅，中日兩國絕對可以化敵為友。再者，戰後的中國可居亞洲領導地位，日本必會主動來歸，特別是兩國在戰前就是以反共為國策，戰後更應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無間。這也是戰爭末期，美國仍未認清國際共黨勢力的威脅，主張對日施以嚴懲，蔣介石卻力持寬大政策，並戮力於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的緣由所在。

     除了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是著眼於抗衡蘇聯的遠期目標以外，蔣介石還有立即需要和日本合作的近期計畫。戰後的受降就是一明顯實例。對國民政府而言，戰後的受降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衛戰，成敗攸關國民政府政權的安危，且其進行的順利與否，不僅關乎國共兩黨勢力之消長，亦涉及到今後與友邦之間的外交關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以犧牲外蒙古與旅順為條件，換取到蘇聯的不支持中共、不染指東北及新疆等三大保證，可是蘇聯是否會遵守條約，還端視國民政府是否仍能主導中國政局而定。此外，美國雖然是大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盟邦，但卻熱中推動國共和談，對國民政府的軍事剿共政策持否定態度。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勢之下，受降問題自然就成為國民政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背水一戰。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軍主力遠在西南、西北，日軍卻集中在華北、華東，國民政府軍要受降，調動需時。相較之下，共軍因在淪陷區發展，與日軍防區本是比鄰，在受降上顯然有地利之便。換言之，蔣介石的挑戰，就是如何動員日軍在國民政府軍接防前，代為捍衛防區。保留日軍原有的作戰系統，將日軍納入國民政府軍補給體制，使其享有與國民政府軍官兵同等待遇，是蔣介石在戰後動員日軍參與受降保衛戰時所採取的政策。在關內原訂27個重要戰略都市的受降計畫中，除了6個都市為蘇軍進佔以外，其餘21個都市，國民政府皆得以按原訂計畫進行。受降計畫進展順利，日軍的積極配合是一大助力。尤其是華北一地，日軍為了確保鐵路正常運輸，以及戰略軍事物資不落共軍之手，半年內死傷及失蹤人數就高達9,000餘人，凸顯出日軍對蔣的受降計畫之充分配合。蔣的聯日反共政策，也達到一定的效果。國民政府也因得力於關內受降計畫的順利進行，才得以繼續維持國內政局的主導地位。

     評論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時，「中國大陸的淪陷」以及「中共的長期執政」所造成的時空背景之驟變，自然也應列入考量。也就是說，蔣介石的原本期許，不能說是全然落空，天皇制的維持，日本領土的完整，皆為戰後日本的復興奠下良好基礎。復興後的日本，的確也一度成為太平洋地區對抗國際共黨勢力的中心基地。只是中國大陸的淪陷，首先讓蔣介石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領導體制破產；其次是中共的長期執政，終讓日本政府於1972年決定棄中華民國政府，而改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