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專賣制在清朝政治社會之重要性，夙為清人及精研中國史之學者所深知。因此，不僅清鹽法的史料汗牛充棟，有關論著亦為數不少。然而，我們對清朝鹽專賣制依然一知半解。其原因有二：一、清鹽法本身極為複雜難解；二、在現有研究中，對清鹽法的一些關鍵之處認識不清，甚至錯誤。本文旨在剖析界定清鹽專賣制運作的幾個制度安排，及藉此釐清現有研究中對清鹽法誤解或忽略之處。全文大致可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簡介清代鹽區的制度和探討它的起源。依筆者之見，鹽區的形成主要是受第八至第十一世紀期間政治因素的影響。此外，鹽區固然在宋代已成型，但在清代，由於鹽區制度與綱法結合，導致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即鹽商利益的領域化，這使得鹽商成為日後鹽法改革的一大阻力。本文的第二部份，在檢視清綱法運作上的機制，及凸顯各鹽區運作方式的差別。其中最重要的是，淮南綱岸「引窩」佔有式與其他鹽區「引地」佔有式的不同，及由此衍生出來更多的差異，如用銀或用銅錢為交易媒介、各區鹽商與清政府的關係有別。此外，運商與場商的產銷關係也是鹽區之間一個重要的分歧點。河東是個典型的例子。由於一個獨特的安排，使河東的運商受制於「坐商」（場商在河東的名稱），令聞名清朝的山西商人視承辦河東鹽務為畏途。筆者在文中的分析，除了解釋何以揚州商人為清代鹽商之牛耳、長蘆和河東鹽商差強人意甚至窘困的處境外，更在揭示一點：如果我們想透過清鹽法或鹽商的研究，展開有關國家與社會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等議題的討論，那麼對清鹽專賣制如何運作清楚的認識，是最重要的基石。

     本文從清廷在鴉片戰爭前研議對英實施大黃禁運這段歷史插曲入手，探討清代「控制大黃即足使西洋人無以維生」此一想法的歷史淵源。論點有五：（一）道光君臣的信念，來自乾隆54年對俄禁運大黃獲致外交勝利等成功前例，乃以事實經驗為其立論基礎。（二）造成該誤解的主因，源於東西藥學理論與物質文化的差異。在中國被視為具有危險性的大黃，在西方卻因炮製方式的不同，藥性和緩安全；且在體液學說盛行的時代，被當作萬靈藥，廣泛用於排泄體液。可見東西方對同一藥物的看法差異極大。（三）造成誤解的偶然因素，如乾隆禁運大黃時，沙俄適取消專賣，促成邊境走私，使清方判斷俄國因亟需大黃而窘急；最後俄方基於貿易考量委曲求全，更堅定清方的誤解。（四）大黃迷思的起源不在中國人無根臆測，而在歷史事實為無效問題提供假證據。清方興起大黃制敵的思想，淵源於明代以來以茶馬貿易控制周邊民族的有效模式。（五）無論茶、馬或大黃，背後均有一套涉及藥性、食物、身體，乃至自然環境等四個因素的世界觀，作為其思想基礎。從此可知，此論雖曾盛行一時，且於事實證據、論理雄辯看似均無懈可擊，卻在誤會條件消失後反成荒謬。後人須設身處地，方能了解。

     全國性社團在中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事，對於政府乃至菁英分子來說，也是全新的經驗，因此雙方究竟如何進行互動，就民國歷史而言，具有獨特的意義。

     以中國紅十字會這個個案來說，民國以來的政府，不斷地希望透過法令與相關的權力，加強對其控管。何以致此？簡單地說，北洋政府主要不滿的是上海方面藉由設立總辦事處與常議會，掌握了實權。北京總會的會長幾乎皆由出身外交舊官員出任，其幕後應有北洋政府的默許，甚至首肯，故單就北京總會而言，其與北洋政府之關係尚屬融洽。但北京總會在會內的權力，實際上是有名無實的，相應的北洋政府對於紅十字會的控制也是鞭長莫及。或許一方面由於權威不足，北京對地處上海的總辦事處與常議會莫可奈何，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當時上海商人仍是該會最主要的經濟支柱，故北洋政府雖然曾試圖以直接發布人事任命，企圖介入並主導紅十字會的人事和運作，但最終仍然功虧一簣，以致於在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對中國紅十字會實際上是無可奈何的。

     北伐統一之初，國民政府對紅十字會並不友善，曾經拒絕同意任命新會長，並取消固有的優惠措施；後來更逐漸藉由紅十字會內部的人事糾紛，開始介入紅十字會的改組爭議，其間可能經由幫會勢力的推波助瀾，終於成功地壓制紅十字會內的傳統勢力。1934年，紅十字會的改組，象徵著國府勢力介入成功的開端，惟仍維持社團民主選舉的形式。抗戰中期以後，國府更直接將紅十字會納入軍管，至此所有人事均改為官派，直至今日，海峽兩岸的紅十字會，官派特色仍然不變。

     戰後台灣史的研究不是集中在二二八事件，便是以泛政治化的概念探討這時期的各種問題，甚至認為戰後的言論充滿中國化、去日本化的色彩，但透過公共空間中的女性論述重新去省思這些論斷，卻有不同的答案。本文取材戰後在台灣發行的24種報刊，並以當時頗受輿論界矚目的台灣女性形象以及娼妓、女傭、婚姻等問題進行研究，發現這時期的媒體提供女性寬闊的發言空間，同時不管是標榜站在民眾立場的報刊，或是具有官方、黨派色彩的報刊，都未排除異質的言論，儘管有的論述缺乏交集，彼此的對話又不時陷入失焦的情境，但有些話題在反覆討論下呈現實像。雖然經由媒體再現或設計的言論，不可能完全貼近真實，然而如果不同性質或時間的報刊對某一議題產生相似的說法，也曾形成交叉論辯，這樣的言論還是能反映社會的部份真實情境。更重要的是，這些議題所浮現的多元面向，不僅顯現戰後的台灣有國家認同問題，還有性別、權力、階級、族群、文化與地域等交錯的複雜關係，許多問題不只出現在台灣人與外省人之中，也一樣表現在外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因此本文從女性論述中的多重認同問題，看見了性別、階級、權力關係的變化不定，也觀察到族群、國家、文化或地域認同在這時期固然出現裂痕，卻也在相互交涉、調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