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嚴復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時期（1880至1900年間），如何在仕途失意之下，走向以翻譯來會通中西的志業。全文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升遷概況。作者利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以及其他史料，說明嚴復由「洋文總教習」（亦稱「洋文正教習」）一職開始其教學生涯；至1884年，他「以天津水師學堂辦有成效」，得到獎敘。1889年初「奉委會辦天津水師學堂事宜」，再於1893年底升為「總辦」。

     第二，嚴復參與科舉考試的經過及其影響。嚴復任職天津期間，為獲得晉升機會，有超過十年以上的時間在準備科舉考試，曾四度參加考試，均慘遭失敗。科舉的經驗，一方面讓他認識中國制度的嚴重弊端，另一方面亦讓他得以磨練文字技巧，奠立中學基礎，使他後來能以典雅文字翻譯西書而揚名於世。

     第三，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之交往，及其對《天演論》的影響。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三人均屬李鴻章集團。呂增祥與嚴復是好友兼親家；吳汝綸則在1896至1903年間與嚴復密切來往。呂、吳均曾為嚴復潤飾《天演論》的翻譯文字，因此《天演論》的成就其實不是嚴復個人的成就，呂增祥、吳汝綸等師友都貢獻了一部份心力。其中吳汝綸的角色尤其重要，他親自為之修改、作序、節錄（後以《吳京卿節本天演論》之名出版），使該書宛如受到大師「加持」，其聲望因而陡然提升。

     作者認為，對嚴復而言，翻譯工作只是仕途失意之下的次一選擇，他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經國大業。從官場失意轉向翻譯工作，與其視為嚴復從政治領域轉到學術領域，還不如說他以學術工作來從事政治參與，企圖能「主文譎諫」、有裨時政。

     過去學者對上海商會領導層更迭的論述，往往不自覺地將商會領袖職位，視為權力的象徵，從愛國與不愛國、新派與舊派、浙江幫（或寧波幫）與非浙江幫等角度，來解讀領導人物的上下台。本文觀察1902-1926年上海商會領導層的更迭，從以往被學者忽略的商會章程制度和商人任職意願，重新解析影響商會領導層更迭的因素及其意義。文中指出，商會領袖的地位固然尊崇，但其義務卻遠勝於權力。在上海商會建立以後近二十年間，商人一方面需忙於自身事業之經營，不願分心力於公共事務，一方面對於在政局動盪下處事艱難感到畏懼，因此對擔任商會職務不具高度意願，多持退讓、規避的態度。1924年和1926年，上海商會始爆發領導權之爭。但是，它卻非商幫間的權力競逐，而是外在政治勢力與內部派系糾葛下的權力競爭。上海總商會選舉陷入政治糾葛，也因此不能免於受外在政治勢力操控的命運。

     由范旭東等於1917年創辦的永利化工，開拓了中國近代化學工業。范更被譽為功在中華、愛國實業家的代表。本文通過散處各地的官書和企業檔案，重構永利的建立，如何周旋於虎視眈眈的英商卜內門洋鹼公司和國民政府之間，試圖分析永利的經驗。單以市場竟爭、愛國主義、科學管理、科技救國等口號，並不能保證企業的成功。跟卜內門一樣，永利亦通過親戚、朋友、同鄉同學關係，獲得資金和內幕訊息，運動政府；另一方面，永利與卜內門既有競爭，也有聯合、相互利用，既有無情的降價，亦有代銷、協定產額價格、比例配銷協定等種種網路資本主義手段，來謀求企業發展。

     本文旨在以上海永安公司為例，探討民國時期上海企業文化的形成與轉變的過程。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者均十分強調影響企業運作的文化因素；儘管他們對此有不同的評價，但他們似乎暗示運用文化因素的模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以致並未注意到這些文化因素本身及其影響的變化。本文針對永安的兩代企業家作三方面的比較：社會關係網絡的運用、人事管理的方式、對企業的定位與認同。從比較發現，這些文化因素對兩代企業家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對第一代企業家而言，社會關係網絡可能是創辦事業不可或缺的資源；但對第二代企業家來說，它可能是削弱領導權威的包袱。因此，問題並不只在評價文化因素在中國企業中的功能，而更要探討企業家們以何種方式運用文化因素來經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