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督撫們聯名具奏立停科舉章程的原意，停並非廢，而是將科舉與學校熔於一爐，使培才與掄才相統一。科舉與學堂並途之下，中西學難以兼顧，體用、專通的辦法不能實現兩全。相關爭論，自科舉改革前已開始，卻並未因立停科舉得以解決，反而在清末最後幾年的考試與用人中不斷凸顯。在一切喧鬧紛繁表象背後，隱伏著一個近代中國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即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之下，如何在學習引進西方文明的同時，保存發揚文化傳統，並在異質文化衝突中，調適重建價值觀念、道德體系及評估標準的重大命題。

     本文以在中國的西洋傳教醫療為例，探討在帝國主義擴張的脈絡下，醫者與求醫者的身體性別政治。本文首先指出，帝國擴張與性別政治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中國的性別規範如何成就了西洋女傳教醫師的東方事業。不僅女醫前往中國的背景反映了（西方）性別政治，西洋女醫也與中國社會的性別政治，有著協商互動的關係。由於此一歷史中，有男有女，階級有高也有低，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我們可以深入追究一些重要的問題，其中包括在中國既有的性別身體規範之下，西醫與中國婦女接觸，如何受到性別、階級、文化背景的影響，而疾病與其所牽涉的身體部份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透過這個歷史的分析與詮釋，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醫療權威有待建立且醫療化有限的歷史脈絡裡，醫療實踐是眾多的社會實踐的一種，且需要處處與社會文化中既有的規範協商，甚至讓步。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婦女對於不同身體部位的疾病，有不同的態度。最後，我們不必然要將性別規範或是所謂的禮教視為是女性的困境，輕易地將女性視為是受害者，甚至西式中國女醫的興起正是在此一歷史情境的產物，而當理解到歷史中多重權力關係所編織出的複雜性。

     本文以1920、1930年代的廣州作為例子，探討政府如何利用現代衛生概念，把糞溺與廁所納入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衛生管理範疇，因而為城市生活帶來三方面的變化：一是物質文化，二是城市管理結構，三是社會關係及身分認同。政府介入糞溺及公廁的管理，為廣州城帶來物質層次的變化：水廁及女廁開始於廣州的城市空間出現。而在城市管理結構方面，作為民間團體的糞溺業商會，因市政府權力的擴大而瓦解。而新的如廁文化，如不可隨處便溺的新規條，成為文明城市及文明城市人的指標，這亦凸顯了城鄉的差別：隨處便溺者，便被視為是沒有教養的「鄉愚」。本文亦指出，經過民國時期的市政改革，雖然城市廁所的改變是有限的，對廣州人來說，政權介入糞溺管理後，廁所與以往一樣的髒，一樣的臭，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對廁所及如廁文化的新準則，以及改變了人們對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構想。現代政權對於城市文明的想像，已改變了城市人對其周遭環境的理解及對政府施政的期望。

　 為更細緻地分析近代中國由中藥全面轉向西藥的過程，以及今日全球藥品內容趨一的源由，本文選擇二十世紀最重要且普遍使用的藥品「阿司匹靈」作為案例，詳細地追索它進入中國的過程，以及德國拜耳藥廠與中國新藥業間有關該藥的商標訴訟。本文發現，阿司匹靈在中國的經歷，正是該藥品向全球銷售過程的一個切面。從阿司匹靈的商標爭訟案，可看出製藥工業與眾不同的特性，當大部份的製造業竭力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之時，製藥工業卻從很早便仰賴國家力量來制訂與執行藥品研發的遊戲規則。因此，不論德國拜耳藥廠本身或上海新藥業公會，於阿司匹靈在中國發展的過程，均援引中國的《商標法》，試圖藉國家力量，為自己的商品取得在中國市場最好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