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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利用中國輸入東洋物資的資料,討論十八世紀蘇州城市的中日貿易及其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發現從蘇州市民消費東洋貨的過程,不僅可見來自日本器物本身的影響,亦可見清代統治階層文化的影響。首先,明清中國人口增加,由日本進口銅錢的原料洋銅,對中國貨幣有顯著影響;十八世紀中葉後,洋銅數量減少,而海產品數量增加。自清代江南的食譜記載,可以瞭解海產品、醬油、味噌、酒等進口東洋食品已改變了市民的飲食習慣。其次,明代文人喜愛的倭器,到了清代,種類、用途更為普遍,除了文人書房用具之外,還增添廚具和臥室中擺設的洋漆茶几、茶盤、洋漆櫃,乃至婦女梳妝台等。至於社會風尚方面,明代文人帶領時尚的流行,到了清代,領導流行者卻是宮廷。隨著皇帝的包衣官員在蘇州織造局生產器皿、皇帝數次下江南、官員揣摩上意採購貢品,導致皇帝的喜好影響民間。從清代餐具的流行,亦可窺得市民模仿上流社會的趨勢。至於皇帝本身,如乾隆皇帝雖刻意叫工匠製作仿西洋的物品時「去西洋氣」,來區隔「中國」和「西洋」,然而他對日本的器物卻十分喜愛,影響所及,「洋漆」不僅是器物的名稱,也成了代表日本漆器風格的名詞。而從蘇州冬季毛皮服飾充斥市面,以及市民慣用日本進口的保暖設備,亦可推見滿族文化的影響。要言之,本文認為,十八世紀蘇州市民在飲食習性、日用器具、社會風尚與習俗等方面的生活習慣,由於消費東洋貨而產生了變化,甚至與日本有些相似,從中也可見及滿清宮廷文化推展至民間的方式,以及市民對之加以模仿的趨勢。
中共與北朝鮮在戰後相互幫助,醞釀中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構成了他們之間同盟的基礎。在史達林的支持下,金日成搶先發動了戰爭,而毛澤東決定推遲《中朝同盟條約》的簽訂。為了儘快結束朝鮮戰爭,毛澤東急於派兵入朝作戰,金日成反覆多變,在莫斯科的沉默下拒絕中國出兵援助,毛澤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決心孤軍對美作戰。戰爭期間,莫斯科在主要戰略問題上都支持中國的主張,金日成感到屈辱和壓抑。朝鮮戰爭結束後,金日成開始傾向於朝鮮的獨立發展,並首先肅清黨內的異己力量。中共與金日成在對朝鮮勞動黨內延安派的處理問題上發生衝突,中朝同盟陷入危機。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開始出現分歧,毛澤東需要朝鮮的支持,從而對金日成採取了容忍的態度,甚至主動提出從朝鮮撤軍,中朝關係得以改善,並於1961年簽訂了雙邊條約。中朝同盟並不是他們自己宣傳的「唇齒相依」的關係,而是內部充滿矛盾的極不穩定的「政治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