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歷史不盡相同，每一個人都有記憶，但除了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制約外，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更是社會的產物，經長期累積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為真；歷史則要講究客觀可信，儘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記憶是對往事的一種重演與回顧，而歷史必須解釋往事，產生歷史意識。本文以葉赫那拉氏個案來說明記憶與歷史之異同，葉赫那拉氏成為慈禧太后，實際統治滿清帝國將近半個世紀，不同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的人，對同一個慈禧太后，出現形形色色、甚至離奇怪誕的記憶。民國成立前後，由於國家積弱的傷痛，以及康有為、章太炎等言論界鉅子的影響，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慈禧成為前朝罪惡的化身。如本文所見，歷史家憑藉可靠的史料與理性考證，可以呈現比較真實的葉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難以取代存在於華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集體記憶。

     本文討論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文化與社會體系如何因為蒸汽技術的引進而產生變化。蒸汽機是推動西洋工業革命的推手，工具機與工程繪圖則是製造蒸汽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技術。前者是精密製造的工具，後者則是技術人員間的溝通工具，而中國技術傳統之中卻缺乏此二項核心技術。從1840年代中國人目擊英國蒸汽船，就開始從錯誤中實驗蒸汽技術，進而在1860年代設立機構，也就是製造局，引進工具機、聘請西洋技術人員，教導中國工人蒸汽技術的知識與技巧。1860年代到1880年代之間，製造局在蒸汽技術上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卻因政府財政困難，發展受到限制。另外，私人或清朝政府關於發展技術的其他計畫，也因為缺乏聚集資本的制度而受限。然而公司制度已然引進中國，成為未來中國工業技術發展中，用以集資的重要機制。本文的結論是，晚清中國發現了蒸汽機作為動力的來源，而引進蒸汽技術，是中國在技術、文化與社會的革命性改變。

     成立於1934年7月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以抗日宣傳為目的所成立的學術性社團，其前身為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會。初期嘗試以唱本、戲劇和大鼓書等形式，創作適合大眾閱讀的通俗讀物，宣揚抗日意識，並成立三戶書社銷售其出版品；後因抗日色彩鮮明，受到日本和國民政府干預，脫離燕大，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並透過實地調查與分析，深入了解民間通俗讀物的流通管道，發展出「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論，從而編印各種定期刊物、叢書、畫刊及戰時國民讀本。發行量龐大，影響深遠，是為1930-1940年代致力推廣通俗大眾化讀物的重要社團。　　 過去學界對於通俗讀物編刊社的研究，大多著重在主要領導人物顧頡剛一人身上，或是側重於文化史角度的分析。本文則嘗試以最新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及過去較少為人利用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原始出版品，配合部份成員的回憶，分析1930-1940年代通俗讀物編刊社如何在通俗化和大眾化的訴求下，發展出一套「舊瓶裝新酒」的書寫策略，並討論此一因應戰時需要而重新改造的歷史書寫方式，對於重塑現代歷史意識和國民現代性的影響，以及通俗讀物編刊社在這方面的努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