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末起，大英帝國為拓展商貿利益，日益重視中國市場，因而與大清帝國展開前所未有的接觸。在來華英人中，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自12歲跟隨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華開始，便接續以東印度公司職員、外交使節、國會議員等身分，經歷外交協商、自由貿易、鴉片銷華等影響雙邊關係的重要議題，其一生幾乎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相互呼應。本文將探究小斯當東對大清帝國觀感的變化及其在英國對華政策中所產生的影響，並討論他面對中英兩大帝國互異的文明認知與文化傳統時，如何尋求個人的調適與定位。

蓄留髮辮、穿著滿式服飾是清朝統治的基本國策。但為推行預備立憲，載灃攝政後對辮、服禁例有所放鬆，立憲派也將剪髮作為推動憲政的重要手段，載濤、毓朗等人更是在清廷中樞積極提倡官民「剪髮易服」。在載濤等人影響下，「剪髮易服」輿論和社會自行剪髮行動迅速發展，載灃也日益傾向將「剪髮易服」付諸實行。但是「剪髮易服」問題加劇了清朝統治集團的分裂、鬥爭，使載灃等人和立憲派在推進改革與維護清朝統治之間陷入自相矛盾境地。隨著載濤、載灃在「剪髮易服」問題上先後受阻，社會剪髮行動遭到挫折，朝野立憲力量和他們藉此推動的憲政改革陷入困境。

張東蓀的西化哲學裡有無處不在的折衷論。這個特色是與Charles Moore所總結、令人生畏的二十一大點中國思想特徵，尤其是與第十三、第十四點關於中國折衷論的描繪一致的。

張東蓀思想中西化性質可以分三個層次來處理。第一個層次，是關於他讀過的西文書，這是最無爭議但比較不深刻的證成法。第二個層次，是關於他費力從事於「介紹」，或比較正確地說，改換西方觀念、信條和學派以適應中國的環境和需要。第三個層次，是關於他基於對這些有所改變的西方觀念、信條和學派而企圖建立和鼓吹的哲學體系。

本文在介紹了張東蓀哲學裡無疑的西化特色或西化性質後，將會集中在其中的折衷論。在張東蓀的眼中，折衷論確是處理中、西方哲學、思想與文化交往時比較理想或可取的態度、步驟、方法和原則。他為了折衷常不得不斷改變看法，而看法若改變了，也不得不加以折衷。

基於把張東蓀看成可能是「最西化的」現代中國哲學家或思想家的論斷，本文的目的，即是要進一步詳細展示，張東蓀的折衷論到底可以證成至何等程度。

1962年年初中共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縣委以上幹部約七千人參加。這是大躍進渡過難關後最重要的一次中共中央會議。傳統說法是，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承認連續三年的大饑饉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林彪則是一味奉承毛澤東，所以文化大革命後，劉少奇淪為階下囚，而林彪迅速取而代之，成為毛的接班人。中共黨史學者張素華利用檔案文獻和口述訪問，詳細重建這次會議的經過，在原有說法之外，特別強調毛澤東在會議中發揚民主，鼓勵和動員下級幹部抒發不滿，發表想法，所以會議能夠集中意見，統一認識，成功落幕；她同時指出，若毛澤東循此模式處理政事，則中國庶幾可免文革之難。本文則利用張氏提供的細節，認為七千人大會可說是文革的預演，是毛澤東以其崇高無比的威望，動員下層批評中上層幹部，再經由上層幹部的自我批評來建立黨內共識和鞏固團結；毛澤東沒想到的是，他鼓動紅衛兵來進行鬥爭，並不能達到改造中上層幹部、建立上下共識的目的，反而造成黨國體制的癱瘓，需要援引軍隊的支持才能大體恢復黨國體制的運作。這一個論點，應該有別於其他兩個流行看法，亦即七千人大會毛、劉之間出現的分歧必然導致文革，以及大會沒有徹底清除過左思想，所以引發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