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抗戰前後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畢業之地方官員群體為主要考察對象，透過追蹤其受教、實習與任官之經驗，呈現中國地方治理從全盤仿效西方行政科學，繼而採用若干本土實踐，甚至求索人文傳統，超越現代科層制典範的一個側面。北伐統一後，國民黨創辦中央政治學校，採納美國公共行政學理念，期望培養出以行政科學逐步建立高效專業的地方政府官員。美國公共行政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末，本為反民粹之政治論述，旨在憑藉科學權威消解黨爭干預，由專業官員掌握政府行政，純粹依循客觀事實與合理方法行事。公共行政學在美國的發展其實很有限，卻符合五四之後人們對專家政治的想像而脫穎而出。公共行政這套制度化與科學管理的治理路徑，首先在江寧實驗縣全面推行，並顯現出脫離實際且耗費頗鉅的弊病，而蘭溪實驗縣卻證明傳統治理的價廉高效。抗戰伊始，另一批政校出身的地方官員，掙脫了公共行政典範，創造性運用前現代、非科學的行政技術，以人文政治確保了國府在浙西抗敵前線的堅韌政治存在。在科學行政手段陷入重重困境的大後方貴州，一些地方官員直面人性與人情，從傳統中汲取人文資源，克服了治理難題，體現出在認識與實踐上，中國經世之術對科學的雙重超越。由此可以開啟反思韋伯法理型支配概念之侷限，以及中國現代經世之術的世界政治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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