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Date(s)： 2017/02/24
Time： 15:00~17:00
Venue： Research 1st Meeting Room
Speaker：Professor Jeng-guo Chen(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rganizer： 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a Research Group
陳正國教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此次演講講題為「新友誼與新政治：譚嗣同與清末世界主義」，聚焦在譚嗣同 (1865-1898) 的「友誼論」與世界主義面向，並嘗試用不同的研究取徑，重新審視譚氏的各種思想主張，進而提出不同的評價與看法。演講內容的特色可分為：譚嗣同的「友誼論」、「甲午世代」的人們，以及世界主義作為理解譚嗣同思想的脈絡等三個部分。陳教授首先點出，譚嗣同「浪漫主義」的形象非常強烈，具有鮮明的悲劇英雄形象，所以受到很多後人的關注。而其著作《仁學》中也不乏激進思想，具有時代先聲的獨特性。 陳教授的演講重點是從世界主義角度來看譚嗣同的「友誼論」。陳教授首先提出，「友誼論」在歷史上的相關討論約略可區分為兩種途徑。第一、討論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友誼，也就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友誼形式；第二、認為友誼是一種「社會」的隱喻，在西方傳統中，這種友誼論其實就是在討論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相關問題。但是譚氏關於「友誼」的論述相當特別，他在《仁學》中強調「仁者，通也」，運用「以太」(ether) 的概念來詮釋。譚嗣同認為中國當時所遭遇的問題，必須透過新的政治秩序來解決，他對於友誼的討論與看法，比較像是一種政治上的隱喻。 譚氏在分析當時中國的政經秩序時，曾經提出「三綱五常」作為相關論述的關鍵樞紐。譚氏認為關鍵在於「名與實」之間出現了嚴重問題，即使實際上做不到，但是仍要將一個理論套加在社會上；譚氏主要想談論的是當時國家社會情況的概要，是「名」與「實」的對立。中國傳統社會是以一種「壓抑」與「不對等」的方式形成人際關係，而譚氏想要構築的新世界中，自由與平等是第一義。因此，最關鍵的就是「朋友」這一倫常關係的發揚，其他四倫雖然沒有明令廢止，卻必定會隨之變化。傳統秩序若不從根本改變，相關的變法改革也必定無法成功。易言之，友倫成為政治改革的先決條件。 陳教授更在演講中提出「甲午世代」的概念，所謂的「甲午世代」是指活躍於 1895-1911 年或 1918 年之前的中國智識界；其智識表徵中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在傳統天下觀失去理解當時國際與民族問題的參考意義時，試圖以「世界『主義』」來取代，用以理解中國在當時的處境。甲午戰爭帶來了重大影響，誠如李鴻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梁啟超也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喚醒。」，傳統天下觀的政治秩序被徹底改變。陳教授認為，「甲午世代」是積極回應這變局的第一代青壯智識人；譚嗣同是其中的一員。在重新思考譚氏的獨特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他與時代的共通性為何，陳教授認為這一「共通性」可稱為「世界主義」，也可以用於概稱「甲午世代」人們所追求的共同主張。 陳教授指出「甲午世代」的人們在整理自己與週遭的關係時，時常帶有一種世界主義的想法，特別在構想新政治秩序的時候，開始使用「世界」的概念。傳統「天下觀」強調的「主從」、「尊卑」，到了這時期產生了一些關鍵的變化。「甲午世代」所呈現的思想氛圍中，康有為、梁啟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都有這種世界主義的傾向。這與後來躍居舞台中心，以國族主義作為核心思考範疇的五四世代有著非常強烈的差異。 最後，陳教授談及世界主義作為理解譚嗣同思想的脈絡。《仁學》大約完成在 1896 年至 1897 年間，書中有一些比較激進的想法，提到透過西方列強讓中國知道需要由「仁」而能通，才有變革的可能性。譚嗣同認為人與人之間若能有更廣泛的「通」，就能夠有一種普世的覺醒。《仁學》呈現的是一種迎向世界的想法，譚氏認為若要達成新的政治秩序，必須由社會秩序與文化秩序上重新進行理解。他主張人們若擁有真正的平等，且「仁」也被全面實現後，絕對的自由、平等會達到極致，可達到烏托邦式的理想世界。陳教授認為，相較於同時代的人們而言，譚氏建立了一種世界主義的哲學系統。譚嗣同雖是積極的政治參與者，但是他的理論與想法，並不全然都是政治的語言。如果世界主義是譚嗣同的方法與眼界，那麼其友誼論則是一帖針對中國變法的藥方或隱喻。 演講結束後的提問、討論相當熱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妙芬教授首先提問：傳統的「五倫」可說是最重要的基本觀點，譚氏挑戰的就是這一觀點，也就是其「衝決網羅」一說，那麼譚氏對於友誼的討論是起於哪一時期？另外，1895 年前後，平等的概念由何處而來？陳教授回應，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四千年大夢的崩解，是一個意義非常的事件。政治的自由、平等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匯聚，人們開始重估一切價值的可能。另外，佛教也提平等的概念，但是到了晚清才突然出現力量。一個概念在被引進的時候，反映的正是當時自覺欠缺的價值，同時也是所想望的方向，而這個概念可以有效的幫助人們集結在一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陳建守博士也提問：歐洲的道德政治論述中有許多有關「友誼論」的討論。此外，1895 年前後，歐洲正流行世紀末思潮，是否有可能將東西方的思想因素綜合在一起進行討論？陳教授回應，曾有學者專門研究譚氏各種主張的思想來源，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關於譚氏是否有接觸到這些西方概念，我們所知的也很有限。然而，譚氏思想上的啟發可能來自西方，但他所面對的卻是中國傳統。西方關於「友誼」的相關討論中，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論述都有其政治意涵，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便有很大的不同，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主張的去政治化，使得「友誼論」在十八世紀以後，轉變為一種社會的隱喻；譚氏的論點卻不是如此，這也具體而微的說明了中西歷史進程的重大差異。 撰寫人：王一樵（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原刊於《明清研究通訊》第61期，經同意後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