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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長三角地區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與負面輿情;法律、犯罪、社會:清代後期重慶竊盜案件的官員思考模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湖北省甲債清償研究;醫療傳教、醫藥商業與藥品消費:可卡因在近代中國的引入和使用

arrow icon日期: 2019/08/15

arrow icon時間: 14:30~16:30

*地點: 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主講人:樊翠花、吳景傑、羅凱、黃運

*主辦單位: 近史所

一、晚清長三角地區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與負面輿情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Mass Events and Public Senti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樊翠花(鹽城師範學院副教授)
 
摘要:
晚清時期,經濟、文化發達的長三角地區是群體性事件的多發區,部分社會中下層民眾由“良民”轉變為“亂民”。群體性事件從醞釀到發生也是負面輿情從積累到裂變的層層升級。江浙地區輿論群相對穩定,區域發展不平衡,歷史遺留了部分負面輿情,這些構成了群體性事件發生與輿情形成的“環境場”。普通民眾承受著多重結構性壓力,災荒、流民、兵匪、租賦、物價、西方勢力等問題成為輿情熱點。他們普遍持有貪官、兵痞、奸商、劣紳、洋人和教民等否定性刻板印象,若干負面輿情圈和負面輿情群體形成。在災荒危機、米價飛漲、租稅催征、工人待遇不公、新政策的推行、官吏、紳商、洋人的不良行為、民眾運動等事件的誘發下,負面輿情局部激化。在輿情領袖的引領下,通過發散而多元的社會網路和多種資訊傳遞方式,普通民眾被動員起來製造群體性事件,宣洩負面情緒,其中並不失理性成分。
 
 
二、法律、犯罪、社會:清代後期重慶竊盜案件的官員思考模式
Law, Crime, and Society: Magistrates' Understanding of Theft Cases in Late Qing Chongqing
 
吳景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摘要:
本文透過「清代同治朝四川巴縣衙門檔案盜竊類」及多種資料,呈現知縣這個國家行政體制下最底層的地方官員在審判時需要考量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從法律規範的變動、官員素養的形成、社會現實的反映等三個層面,注意到其中出現的各種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情況,進而討論「知縣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律規範,有律、條例、各省專條、省例等不同行政層級對於同一犯罪行為的不同考量;官箴書與公案小說各自反映出官員與民眾心目中的理想官員形象;巴縣知縣則身陷行政與社會之間,巴縣衙門與川東道、重慶府、重慶鎮等行政機關同樣位處重慶城內,雖然審轉的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其行政壓力卻相對更重。
同治時期的重慶社會依然維持著強烈的移民與商業色彩,也有積極運作的各種基層組織,同時還有不少因為戰亂及其遺緒影響下所產生的竊盜行為。從空間的考察,可知重慶城內不僅擁擠,而且存在多重的分區方式,城外則是受群山阻隔的散村,城鄉之間也在嘉陵江與長江兩岸相望。這種空間配置不僅反映在城鄉之間在竊盜手法上的差異,也影響民眾遭遇竊盜時的反應,同時更顯示出重慶做為一個高度都市化與城鄉差距大的社會。
同治時期的巴縣知縣面對著竊盜案件時,心中產生了各種複雜因素之間的角力,選擇以「贓物」為著力點,確實起出贓物,掌握物證,避免誣陷,同時在計算贓物價值之後,嚴格按照審轉程序。州縣自理的竊盜案件,雖然有裁量空間,卻仍未踰越法律規範的範圍。
 
 
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湖北省甲債清償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repayment of Jiazhai in Hupeh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羅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北京政府在湖北的統治隨之宣告終結。然舊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甲債問題對新政府而言甚為棘手。鑒於財力匱乏,中央、湖北省府以及鄂省商民三方均同意通過發行公債來償還甲債,惟在公債之抵押品、利率、償還年限等問題上,各方始終難以達成共識,爭論不休,甲債之清償遂為之延宕。及民國二十二年,湖北省政府改組,賈士毅、張群先後接任省財政廳長與省政府主席。在新省府的統籌之下,財政廳綜合考慮各方之訴求,重新擬定了公債發行方案及其具體實施辦法,高懸數年之甲債終於得以清結。
 
 
四、醫療傳教、醫藥商業與藥品消費:可卡因在近代中國的引入和使用
Medical Mission,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and Medicine Consumption: the Introduction and Use of Cocaine in Modern China, 1880s-1910s
 
黃運(英國思克萊德大學醫療社會史中心博士候選人)
 
摘要:
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对鸦片之外的毒品较少涉及,可卡因便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可卡因的商业化生产在欧洲开始之后不久,这一物质便以药品的身份进入了中国。而在其引入及初期使用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中介角色的,乃是在华医疗传教士,十九世纪快速发展的西方医药企业及其在华代理人。传教士的医疗事功,学界多有研究,但这一群体和彼时全球扩张的西方医药企业之关系,仍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方面。此次报告也将以这两个维度为主线,置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中,探讨可卡因这一物质何以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形成消费市场。敬祈各位前辈及学友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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