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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s)： 2020/07/30
Time： 15:00~17:00
Venue： Archives 2nd Conference Hall
Speaker：Mrs. Chang Chun-fang、Mrs. Huang Wan-Jou、Mr. Lu Chih-Chun、Mr. Tsai Chung-yueh（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rganizer： IMH
※中國疾病地圖的出現與推廣— 張純芳（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早期中國的疾病地圖是以鼠疫佔最大宗，而鼠疫跟霍亂等急性傳染病的流行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來的既猛且快且死亡率相當高，從而引起醫療工作者和衛生官員高度的注意，留下相當多的歷史資料，但其中只有極少部分收錄疾病地圖。筆者目前收集到的中國疾病地圖大約30張，分散在1878到1936年六十年間，這數目可以說相當少。筆者力有未逮，不排除還有許多疾病地圖尚待挖掘。這些疾病地圖出自於各式各樣的人之手，有的是海關醫官，有的是做短期田調的特派員，有的是醫學書籍的編輯者，有的是防治疫病的衛生官員。雖然他們幾乎沒有提到製圖的細節，也鮮少交代底圖的來源，但是從疾病地圖本身我們依然可以歸納出幾個重要的問題：該圖呈現的是哪一場或哪幾年的疫病？圖上有哪些重要的標記、疆域範圍？收錄在哪一份史料當中？製圖者是誰？製圖者的身分及其所屬的團體？從這30張圖是否能梳理出中國疾病地圖發展的特色？還有它與西方疾病地圖的異同？ 本文從1878年第一張出現中國疾病地圖的《海關醫報》開始談起，介紹醫報創刊的背景，分析醫官萬巴德和馬丁榮繪製的鼠疫地圖。十九世紀末香港發生腺鼠疫流行，英國於1902年派遣辛普森前往調查，辛普森的報告書中附有多張詳細的維多利亞城鼠疫地圖。1910年，中國博醫會的兩位成員－馬雅各二世和傑佛瑞斯編著《中國疾病：包括臺灣與朝鮮》，書中收錄了豐富的圖片，包括11張的疾病地圖，是西醫在華四十年來研究疾病地理之集大成。同年，中國東北爆發肺鼠疫流行，伍連德奉命前往調查，並於1912年成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以防疫處為起始，中國開始自製疾病地圖。原來是為了防疫所需而製圖，到了1936年《鼠疫概論》的出版，疾病地圖的性質已漸漸走向教育和宣傳。 ※男子緣何為祖龍？清末「男子專制」論中的性別與政治—黃琬柔（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試圖探究清末的女權運動或女界革命中，時人如何以「男子專制」的話語，來論述中國女權衰弱的緣由，並建構一套女權革命下獨有的「男子專制史」。 本文將首先由馬君武《女權篇》、〈彌勒約翰之學說〉到金天翮《女界鐘》等清末女權論述的標誌性文章，討論中國「男子專制」論述的誕生，並且因其中「由國到家」的國家一體思維，使「祖龍」秦始皇成為中國男子的代名詞。男子專制與祖龍不獨是一種靜態的比喻，本文接著會分析時人如何以一種歷史性的變遷觀點，討論「男子專制」在中國歷史逐步獲得強化的過程，男子又是如何在上古時代獲得其專制強權，使「男子專制史」被加入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有意思的是，時人論述「男子專制史」時，運用了許多政治革命的術語與概念，比如優勝劣敗、強權論及上古社會演進史等，形成某種性別與政治互緣的關係。 相對於此，無政府主義則有另外一套自成體系的「男子專制」論述，本文會由無政府主義的「私有」論說起，討論無政府主義如何以「私有」構成其「男子專制史」的基礎，並且分析無政府主義由「私有」到「真公」的女界革命論述體系。最後，本文會以清末幾本倡議女權的小說為主，分析其情節編排如何呈現與呼應男子專制的論點，並且昭示「男子專制」在清末的終局。 ※分而治之？清朝前中期吉林地區的要政推行及其意義— 鹿智鈞（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在傳統中國歷代之治邊策略中，「分而治之」始終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內涵簡單來說應能從以下兩點加以理解。其一，由於邊疆地區之族群組成較為複雜，官方或許基於便於管理之考量，多會在各族群心悅誠服的前提下實施「因俗而治」，即尊重當地少數族群之慣習並將其社會組織儘量保留。其二，皇帝為避免邊疆地區發生動亂，亦會藉由「眾建而分其勢」來削弱邊疆諸少數族群貴族之權勢，藉以維護帝國秩序確保中原安寧。滿洲政權一統天下後雖在邊疆治理政策上有所創新，但「分而治之」手段某方面來說仍屬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分而治之」這個歷史悠久的治邊策略，於清朝東北邊疆地區如何執行或有必要持續深究。清朝為非漢族群建立之政權，自順治元年（1644）諸多旗人「從龍入關」後，滿洲群體可說是完成自「邊緣」走向「中央」之歷程。不過即使滿洲皇帝已為天下之主，如何維持滿洲的特殊性仍令其念茲在茲，這也使得有清一代「旗、民分治」始終為重要國策。另一方面，當清朝入關與大量旗人離開東北地區後，縱然這塊「龍興之地」一直被皇帝高度重視，其「邊疆」特性卻終究難以抹滅。若將上述兩者相結合，不禁令人好奇東北地區是否因其地位特殊而具有與眾不同的邊疆治理模式？「旗、民分治」這一重要原則，是否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清朝經略東北地區之關鍵，進而導致當地的「分而治之」獨樹一格？清朝之東北地區俗稱為「東三省」，此處除了設置盛京、吉林與黑龍江三位駐防將軍外，亦有一套陪都（盛京）官制於此運作。由於東北地區的範圍相當廣大，「東三省」之行政制度又不盡相同，本研究為求討論更為聚焦，將以吉林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至於在議題設定方面，藉由重要政務在邊地之推行，當能有效反映所謂「分而治之」的實況。因此，本文嘗試透過分析吉林地區文教、司法與稅務三大要政的規畫與運作，呈現清朝東北地區之治理特色，並希望根據此例進一步說明「分而治之」概念的複雜意義。 ※清季伊犂邊政：建省以後三任將軍接連「病逝」的問題— 蔡仲岳（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新疆建省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議題。只是，天山南北向歸將軍所轄，號稱總統，權力尤重，職分最崇。因此，建省以後伊犂將軍的何去何從、做了什麼，便成為清季伊犂邊政的核心問題。其中，金順（ginšuwen）、錫綸（silun）、色楞額（selengge）三任將軍接連在光緒十二年（1886）、十四年（1888）、十六年（1890）以「病逝」下場，此情有違尋常，似非巧合。本研究報告做為「最後的八旗：從帝制到共和的伊犂邊疆治理與族群政治（1884-1938）」這個研究主題的階段性成果，旨在檢視伊犂將軍於一連串政制革新過程中的反應和實際權責的變化，從而回顧清季新疆在巡撫與將軍並立的政治安排下，所造成「新伊分治」、「撫軍之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