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研究方法」的層面著手，探討近代日本「東洋史學」的建構過程。首先選定白鳥庫吉及橘樸為日本「東洋史學」中兩大學派的代言人，其次把兩大代言人的問學風格作為線索，將他們的研究特色分別歸納為「案牘研究」（白鳥庫吉學派）與「田野調查」（橘樸學派）。再進一步以「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學派的人際脈絡為經，輔以「東洋史學」從萌芽到茁壯之間的時代背景為緯，分析兩人對時勢與東洋社會的看法。在勾勒出日本「東洋史學」的思想面貌之際，也刻劃了大時代的變遷，並凸顯出帝國主義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當清廷於1905年開始支持立憲時，不論一般官員或者高官，他們的態度都是極為熱衷的。整體說來，對官員而言，立憲有多重的作用，包括：政治的轉型、統治權的合理化、新的規訓秩序以及促成國家的統一與強盛。雖不是全部，但許多官員都提到了主權歸屬於君主。這造就了一種連續性的表象，亦即帝王世系繼續存在，但事實上卻激進地將帝制從其古老宇宙論上的紐帶分割開來。官員的計畫就是要將全體人民「民族化」和「公民化」。官員樂觀地相信，人民一旦施予適當教育，定將成為適合實行立憲的公民。換言之，他們似乎相信，教育不僅會將人民轉變成為瞭解其權利義務之勤奮、忠貞且愛國的公民，同時也會保護人民，使之免於受革命異端邪說的侵襲。國家管理和監督的一面，與教育和愛國思想的另一面，彼此是緊密相連的。

     官員在談到立憲時所常出現的烏托邦主義與理想主義式的論調，顯示出一種有異於過去的轉變。我們看到他們對延續君主權力的堅持，而較令人印象深刻的觀點就是，皇帝的角色不過是立憲的功能之一。一些理想遠大的官員認為，立憲可以將君主與人民融合為一體。而對另外的一些官員而言，立憲至少能將政治公諸輿論，使君主做出更好的決策。歷史學家已注意到清廷的保守立場。雖說沒錯，但是他們卻忘了到1900年代還出現了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國家乃是所有中國人之共同財產。我們需要記得，即使是對注重實際的官員來說，二十世紀之初是一個烏托邦的時機。事實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革命派、立憲派、地方士紳，甚至於官員，都共享一種現代民族國家之融合一體的神祕觀感。

     跑狗是典型含有賭博性質的運動，1928年傳入上海後，一方面因娛樂性極高，廣受城市居民歡迎，一方面因其含有濃厚賭博性質，在租界及華界間引發運動與賭博的激烈爭議。華人以賭博與犯罪息息相關為由，要求租界當局關閉跑狗場；但外人受跑狗可溯及早期英國貴族狩獵活動的觀念影響，與華人看法迥異，從此雙方展開長達三年的拉鋸戰，租界政策原地踏步，跑狗事業則蒸蒸日上，為繁華的「夜上海」添入更豐富的風貌。

     本文論證，這段時間租界與華界間對跑狗、運動、賭博及犯罪的豐富論述，至少在物質表徵、政治追求及觀念轉變等三方面透露出「現代性」面向，從而反映出現代上海的成型。

     藉分析跑狗此一包含運動與賭博雙重性質的活動，本文一方面討論跑狗所蘊含強烈的摩登與現代感，指出「現代性」在近代上海特殊時空背景下，與帝國主義相互糾纏、難分難捨的特色；一方面分析運動與賭博的論述，指出華界、租界雙方如何試圖利用此一曖昧難定的爭議，加強自身政權的合法性，「我們要治理得比別人好！」竟成為雙方在此一爭議中的共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