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園林文化的興盛，並不能孤立於社會經濟的脈絡之外，而單純地被視為士紳階層與文人文化的產物。本文的前半部份，將園林重新放回明清的社會，發現明清盛行的築園風氣，在當時人的觀感裡，並不完全是正面的形象。而透過對蘇州一地園林文本的分析，則可看到士大夫和文人在社會觀感與壓力之下，如何自陳其築園的合理性；進而藉由文本的書寫，來建構他們理想的園林文化。此外，明清江南著名的園林有許多是位在城市或城郊關廂附近，這些園林和城市的經濟發展、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說是關係密切。本文的後半部份即從城市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園林的位置和蘇州城市發展在空間上的關聯性。結果顯示蘇州園林的位置在空間上的分布，與城市各個區位的機能發展息息相關。而私家園林的開放，不但逐漸影響了市民的生活，同時也形成市民對公共休閑空間需求的新觀念。於是有私家園林被廟宇與社會團體併購，而逐漸轉向成為公共化的休閑空間。

     1947年7月29日，南京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突然在第4版刊登了一條披露孔、宋家族企業揚子、孚中等公司利用權勢套購巨額外匯的新聞，頓時在國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然而兩天之後，還是這家報紙又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一則啟事，說明前日的報導漏列了小數點，這樣即如此便將幾家公司套匯的數額縮小了一百倍，避免了一場政治風暴的爆發。四十多年後，親身經歷此事的兩位記者分別撰寫回憶錄，又將此案再次曝光，從而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將此事視為孔、宋家族貪腐的重要證據。本文首先回顧參照戰後初期的財政政策，認真分析當時進口貿易的規模和種類，再對比當事人的有關回憶，通過邏輯常理分析，並根據大量原始檔案的真實紀錄，最終得出幾點結論﹕一、《中央日報》發表的有關報導確實抄自財政、經濟二部的「會呈」，並非虛構或杜撰﹔二、《中央日報》公布這一文件時，內容有所刪改﹔三、原件確實存在小數點，並非事後補救。最後，筆者對此案究竟是「無意之失」還是「有意為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探討中國人民對待、處理文化大革命的公共過程。這番過程始於1976年，儘管有許多在中國國內或海外的人士宣稱在中國對於此事並沒有任何公開討論，然而若是貼近觀察自1976年以來的相關發展，實情恰恰相反。即使中國共產黨寧願讓文革日漸為人遺忘，但它仍是一個備受公眾爭論的主要議題。

     本文針對關於文革議題的主要公共論辯作品進行分析，首先討論共產黨領導階層一意塑造文革記憶框架，其方式是經由發動論戰批判「四人幫」，以及於1981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文主張，共產黨雖經數度改變策略，但至今都仍無法成功宰控關於文革的公共記憶。儘管大部份由共產黨所出版的著作都強烈批判文革是一場「十年動亂」，但是卻有一小部份人對於1966-1976年間發生的事抱持著較為肯定的觀點，且人數似有日漸增加的趨勢。這類觀點大多來自海外華人，並透過網際網路而公諸於世。儘管中國當局對於網路實行管控，這些觀點仍然得以藉此滲入中國國內的公共討論之中，並且影響了官方與非官方史學對於文革的看法。

     本文以創傷修補過程作為切入角度，探討中國國內對於文革議題的公共論辯。在這過程中，受害者與加害者都企圖為受創的集體大眾重新界定其身分認同，以有助於修補早在文革初期即已遭群眾暴力破壞的社會結構。共產黨領導階層正是為了避免派系持續對立衝突，才不得不將文革界定為一場整體犯行，以此作為記憶框架。然而，這種策略不僅無法帶來和解，反而阻礙了創傷修補的過程，以致無法達到其目的。而這也正是關於文革的論爭既是無所不在又似全然不存在的緣故：人們退縮而不願算清楚自己的歷史帳務，因而對此議題保持沈默；同時，公共討論雖仍持續，但至今仍不足以克服派系主義，以及提出可為廣大公眾接受的文革評價。共產黨既無力成功地讓人民都染上健忘症，也無法將其記憶框架強加於人民之上。這場公共論辯的參與者仍可繼續討論文革，不過他們的記憶是如此零碎，以致於目前他們只能質疑官方觀點，但卻無法以其他的記憶框架來取代它。這場創傷記憶的修補過程尚未結束。

     黃彰健先生係中央研究院院士，2007年2月出版《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對過去代表性的二二八研究成果做翻案文章。首先對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曾被批評為濫殺無辜的「屠夫」，黃彰健認為彭孟緝當時出兵並無不當，因為「暴徒先開槍、國軍乃反擊」，而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電報是彭孟緝所假造。本文指出黃彰健不當解讀檔案、不當使用口述資料，對彭司令的「善念」明察秋毫，對諸多搶劫、濫殺的描述不見輿薪；況且1953年彭孟緝撰寫〈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時引用的電報，衡諸當時處境並無假造動機，且沒有被收入中研院近史所編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不一定就不存在。

     其次，彭孟緝之子彭蔭剛提示給朱浤源、黃彰健等人的「新資料八種」，雖然澄清了民軍代表在3月5日、6日「兩次」上山以及林界有否上山的事實，但是根據出事以後即3月6日彭清靠議長給彭司令的「呈文」，以及3月8日黃仲圖市長與彭議長呈陳儀的電報，即認定他們兩位是被「暴徒」涂光明脅迫上山，作為軍審定罪涂光明的證據，本文認為應注意這些描述是否在自由意志下所為。此外，本文認為黃彰健對蔣渭川的褒揚、對王添的貶抑皆難以成立，黃彰健把報紙報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消息的出入視為王添有意欺騙的結果，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可見黃彰健「為辨偽而辨偽」，不僅在學術上徒增混淆，而且對台灣社會的公義與和解恐有負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