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以內務府完顏氏為個案，探討道光朝以後上三旗包衣旗人當差入仕的制度途徑與經濟發展之關係。自清初以來完顏氏即以高度的文化素養著稱，但究其脈絡，家族榮顯實則集中在特定房支之下，呈現「一枝獨秀」的情況。上三旗包衣既屬皇帝的家人，照理而言每位族人均有為皇帝當差服務的義務。但實際上，個人能力、挑差性質與父兄遺留的政治資源等因素，均交互影響包衣個人的發展際遇。就完顏氏家族的例子來看，上三旗包衣在晚清時仍普遍在內務府內當差，而且越晚出生的族人，挑到差事的難度就越高，進而直接影響其經濟基礎、婚姻機會以及家戶組織的規模。但麟慶的直系子孫則因父兄突出的政治表現，累積豐厚的家貲，得以透過挑差、考試、捐納、恩廕等不同制度，多途並進，尋求更多入仕進身的機會，也不會被局困在內廷體制之中。表面上看來，擁有經濟能力、政治資源的內務府包衣，仕途管道雖較清初包衣寬廣多元。然而，晚清「人浮於缺」是不分內廷、外朝的普遍現象，能否佔到實缺，則成為限制晚清內務府包衣仕途發展的關鍵因素。

黃浦江靠近吳淞一段水下泥沙淤積，在1870年代成為至中國貿易的新興大型、吃水較深輪船進出上海港之風險。上海的輪船航運、海上保險業的商人屢次集體向中外官方請願，要求疏濬「吳淞內沙」（The Woosung Inner Bar）。他們在上海的媒體—中、英文報紙—上鼓動風潮，塑造清淤實屬必要的輿論。然而，總理衙門和轄下的海關與英、美兩國駐北京公使皆懷疑清淤之必要性。為了突破僵局，上海商人在上海各國領事會議的支持下，從日本請來受僱於明治政府的兩位荷蘭工程師艾雪（George Arnold Escher, 1843-1939）與奈格（Johannis de Rijke, 1842-1913），再一次對吳淞內沙進行詳盡的水文調查。本文根據其調查報告，加上當時中外報紙、外交領事人員報告及總理衙門檔案等材料，說明這一工程計畫的緣由，並藉此論證水文知識的流通與水利工程專業的型塑，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的中國，有一個跨國港際的商業脈絡。這一港際商業脈絡勾勒出一群以往未被重視的跨國在地港際商業社群，對進一步以社會建構論深入研究十九世紀東亞通商口岸的科學技術醫療史至為關鍵。

目前對於1959年至1961年中國大饑荒的研究較少涉及政府對災難如何因應，及其在結束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中央政府在獲悉、承認地方災情後第一時間的應急反應；本文以甘肅省為個案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在甘肅，1960年12月召開的西蘭會議前後半年，是中央、西北局和省、地、縣各級政府機構應對這場社會危機的關鍵時期，其間採取的措施在顯著地遏制了更為嚴重的後果。各級政府機構強有力的介入，使救災成為極其有效的集體行為，集中展現應急救災中的政治生態，使中共在面臨這場嚴重社會危機時，仍舊能夠自我「糾錯」以維繫政權的平穩過渡。

本文考察叔本華、哈德曼、尼采在王國維、章太炎、魯迅三人思想之呈現。首先澄清三位西方思想家在世紀末思潮裡的位列。叔本華為時最早，仍有康德哲學的遺風，但其宇宙泛慾力論與自然主義頗合拍，待世紀末的象徵主義挑戰自然主義，叔本華超然物外的審美觀又變成象徵主義的宣言；王國維則取其審美觀以及人生悲觀論。叔本華的門徒哈德曼已達爾文化，將乃師的宇宙泛慾力論演繹為一個進化過程，其終極目的為人類的集體涅槃；此悲觀論為章太炎的「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論所發揮。尼采乃「世紀末思潮」的集大成，叔本華的泛慾力論到了他手裡成為為超人的權力意志，而進化論亦被抬升至哲學的高度：進化不是過程，優與劣體現在每一個時代的「超人」與「末人」的對立上，由此衍生對整個十九世紀物質進步與民主化的批判，責其斲喪靈明與泯滅個性；此成為魯迅思想的根源，在當時工業化與民主化雙雙不發達的中國，魯迅的文風乃世紀末思潮耳。世紀末思潮在同代的日本也找得到對應，如高山樗牛與崎正治等人；中、日兩個「世紀末思潮」展現直接串聯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