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所謂盛世琉球，乃指十五世紀的琉球。因1609年日本佔領該國的奄美群島後，該國陸地面積縮小百分之四十，1511年葡萄牙人進入南中國海後，該國對東南亞的海上貿易萎縮。

     1372年（洪武五年）明與琉球建立封貢關係後，琉球始進入歷史時期。然而在1534年（嘉靖十三年）陳侃的《使琉球錄》寫成之前，中國對該國的瞭解並不詳盡。而十五世紀中若干漂到琉球的朝鮮海難人，及運送他們的日本商人卻對朝鮮政府詳細報告了他們的遇難、獲救經過。從這些報告我們得知其時琉球與日本的國界是在吐喝喇群島中的臥蛇島，在現在縣界的極北地方；琉球與博多間貿易頻繁，然與薩摩則關係緊張，時有軍事衝突。也看到八重山群島琉人的原始、落後生活，尤其是與台灣相近的與那國島人民猶在初期陶器時代。這些紀錄也顯示了琉球國都及鄉村人民的風俗、衣著，王室人員的行止，及琉球與中國、朝鮮的關係。這些訊息多為較注意上層典制的《使琉球錄》所不載，即是現在，恐怕大部國人也未必注意到，故整理說明，刊佈於此，以就正於方家。

     本文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討論晚明陽明學者的講學教化活動，說明其學說內涵與言說行動中蘊涵的複雜訊息，及其開啟學術多元的契機。文章主要分四部分：首先根據講學記錄，說明講學者宣揚「聖與人同」、「聖學簡易」、反對好高務異、著重日常家庭倫理的教化特色。接著，分別從工夫論、言說活動、和道德表述三個角度，討論蘊涵在講學論述和活動中許多複雜的曲折和弔詭，亦即糾雜在簡易平實、反奇異、重彝倫的講學訊息中，卻有極多元、甚至對反的發展空間。

     清朝在金國時期在遼東一隅創業，西藏大喇嘛斡祿打兒罕囊素與白喇嘛師兄弟二人從東蒙古科爾沁投奔而來，創立了金國／清朝的藏傳佛教。囊素喇嘛在天命六年(1621)遷來三個月後就圓寂，故真正建立藏傳佛教的是白喇嘛。追溯起來，囊素喇嘛在1615-1617年間，就曾受聘自東蒙古至赫圖阿拉二次，為金國在其城的「東阜」所興建的「七大廟」(nadan amba miyoo)裡面的佛廟開光傳法。金國英明汗非常敬重這位大喇嘛，在其圓寂後，因累年征伐，未立即建立塔寺，故先設一臨時小廟（天命七年），後始建立正式的舍利寺塔（天聰四年七月），均命白喇嘛主持供奉。清朝在白喇嘛的手上創立佛法僧三寶俱足的教團，藏傳佛教真正成立。

     白喇嘛(Bay-a Ba lama, ＞B-a Lama, ＞Be Lama, ?-1637)除主持上述藏傳佛教開教的事業外，還承擔金國汗交付的一些政治外交事務，主要的任務包括與明國議和，負責看管在盛京三官廟的明國俘虜張春，並拉攏其為金國服務，以及參與對蒙古事務等等。他是喇嘛身分的重要政治人物，這是因時代局勢使然，這方面經驗或許對清朝後來統治西藏與蒙古的方策產生久遠影響。本文透過稽考白喇嘛的事跡，釐析大清帝國藏傳佛教創始期的具體情形與特點。

     本文以梁啟超譯介康德為例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日本學術界來認識西方文明。任公在1903年依賴中江兆民所譯法國學者的《理學沿革史》，撰寫〈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任公如何將中江筆下的「」轉變成「康德」？在轉換過程之中是否經過一些加工？而加工是否造成誤會或扭曲？任公又如何闡釋與評估康德的思想？ 

     根據拙文的比較，任公的譯介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他不翻譯中江書中討論康德的哲學方法與文藝理念的部分，對康德的神學則點到為止；在康德思想之中他特別關心倫理思想與政治主張。任公除了介紹康德思想，也將康德的想法與本土觀念相會通。從任公對康德思想的評論可見：他肯定佛學、陽明學與譚嗣同的觀念，而批評朱熹與張載的哲學主張。對他來說，康德思想的優點在於它與佛教的真如說、陽明的良知說與譚嗣同《仁學》中的思想相同，一方面將哲學與道學貫穿為一，一方面又揭櫫了「真我」的超越性，有助於人們的道德實踐，因此康德思想較朱熹理學來得完善，也較張載思想來得實際。然而任公認為康德的缺點在於他只看到個人的真我，卻不像佛教那樣了解到「小我」與「大我」的聯繫，以及由此而生出的普渡眾生之義。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第一，任公對康德思想有所誤會，他看到康德之真我與良知、真如等觀念的相同處，卻忽略其差異。第二，任公從佛學的角度指出康德思想有所不足，這一評估反映任公與康德在認識論上的差距。康德傾向悲觀主義認識論，他不但懷疑有關本體之知識的可能性，並強調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靈魂或主體不是一種存在的實體或知識的對象；任公則傾向樂觀主義認識論，他主張人們不但可以了解現象界，而且佛教有關本體界和倫理原則的看法也十分可靠。

     梁啟超譯介康德思想一事反映西洋、日本、中國等思想因素在任公思想中是「非均衡地相互嵌合著的」。任公筆下的康德不但有康德、Alfred Fouillee、中江兆民等人的身影，也混雜了佛家、儒家等思想因素，因而呈現出各種理念交雜、互釋的景象。

     國會選舉是民主政治重要的一環。中國從滿清末年至民國年間先後有四次選舉：第一次在1910年，清廷設資政院，民選議員由各省諮議局產生，中國人初嚐民主政治的滋味；第二次在1913年，辛亥革命帶給了中國人正式的國會選舉；第三次在1918年，是所謂的新國會，也是人所熟知的安福國會；第四次是1947年國民黨還政於民所推動的國會選舉。

     著者曾經將第一、二兩次選舉分別撰文介紹，本文是第三次選舉的初步探討，對新國會的組織法、選舉過程、選舉結果、黨派關係等變數均有所分析和討論。在閱讀資料過程中，發現賄賂選舉極其嚴重，因此全文又多了一個投注的重點，特別深入討論腐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並將之與西方主要先進國家作一比較。此外本文又引精英概念(elitism)為討論輔助，發現當選議員的特徵大多是傳統與現代性的結合。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政黨滲透清華的經過。由於清華地處郊區，又有傳統學術自由的保障，故易為共黨所滲透。這就是清華能從五四時期之後知後覺，轉變為一九三○年代之先知先覺，成為全國學生運動領袖的原因。

     第二節談清華與九一八救亡運動，由於這時尚無顯明的政黨介入，可以說是一次純正的愛國運動。但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清華地下黨又活躍起來，為下一波運動作好準備。

     第三節介紹1935年底之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及其後一年之相關活動。因其影響遍及全國，為中共之取得政權奠立根基，受到今日大陸各大學校史編者的高度評價。但本人研究發現，這一運動因受到清華中共地下黨份子的影響，行動偏激，以救國之美名，行挽救逃竄中共黨之實，為國民政府增添極大的麻煩。 第四節從外鬥到內鬥，陳述清華校園內部不斷發生左派學生和教授的衝突，以及學生之間的左右派衝突，嚴重破壞校園安定發展的情形。

     第五節從檯棺遊行至西安事變，除說明學生行為粗魯，思想左傾冒進外，亦指出張學良支持一二九運動，以達到逼蔣抗日，挽救中共之危的目的。

     最後為結論，對學生運動尤其是一二九運動重新評價。本人認為學生運動是時代的病態，學生之政治性運動多為在野政黨所煽惑利用，及其一旦取得政權，必然轉過頭來壓制學生運動，故學生始終是輸家，不值得鼓勵。至於一二九運動，本人認為它名義上救國，實質上則是誤國的。

     郭沫若於1944年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引發了一連串的風波。本文以個案取向處理環繞著〈甲申〉的相關歷史情勢，盡可能地避免意識形態的糾結，從比較寬廣的脈絡（政治的、學術的〔包括廣義的學術史與史學史〕、思想的）來詮解它的問世及效應。

     本文首先探討〈甲申〉問世的政治脈絡，分別就「郭沫若與中共戰時的文化統戰」、「中共戰時的『反中國法西斯』鬥爭」兩個主題進行說明。政治脈絡之外，本文重建「郭沫若寫作〈甲申〉的心路旅程」，論述他的創作興趣──特別是對將歷史題材戲劇化的創作興趣──也是此文出現的因素。在分析〈甲申〉的論旨後，並析論〈甲申〉的現實迴響，批判者、唱和者，各皆有之，甚亦產生讓中共領導階層用以達成「整風」的政治用途。最後，從學術史業績的角度、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脈絡以及思想史的脈絡，分別進行評估，指出〈甲申〉的重要性，並不是由於它在這些方面有什麼樣的獨創性或先驅作用，而是政治現實烘托而成的。

     本文嘗試以比較細緻的個案探討方式，進行疏理與解析。以〈甲申〉為例，正可顯示歷史論述與政治現實的互動關聯相當複雜，有待後世的史學工作者細心疏理的問題空間，實是無限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