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晚明對《孝經》一種具宗教性意涵的論述，此論述以虞淳熙為代表，並與當時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學術文化現象密切相關。本文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虞淳熙論孝的內容，說明虞淳熙以孝為宇宙秩序源頭、自然與人事的應然規範，也是聖賢之學的主要旨義，並以孝為判準，譜畫出中國文明學統的宗傳圖。虞淳熙認為，至孝感通神明的境界是學的最高境界，又相信人人心中有神明，都能夠透過愛敬的齋戒心法（全孝心法）達到此境界，故他的孝論也十分強調齋戒修心的工夫，此齋戒之法又以《禮記》為依歸。

     第二部份討論虞淳熙的孝論所具有的豐富文化思想資源，反映著前代《孝經》學與長期三教融合的學術背景，亦與晚明的學術氛圍密切相關。試圖從釋道二教的孝觀、晚明袾宏的淨土佛教、元以降高度理學化的淨明道，以及晚明羅汝芳、楊起元一脈的良知學，來說明此孝論的豐富文化脈絡。

     本文選擇以訓政時期(1928-1937)出現在北平的女招待為研究主體，討論女性職業與都市消費之間可能出現的互動與關聯。

     北平女招待出現與興盛的時間、其主要工作場所、從業人數、引發輿論關注的層面與報導的型態等，都與該市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逐漸發展出的中小市民消費文化有密切關係。本文嘗試解答以下問題，即：女招待吸引媒體頻繁地報導與時人熱烈地討論，原因何在？當時的北平社會各界透過敘述與議論女招待，想表達的是什麼？女招待的表現以及各界的反應與評論，在哪些層面上，與北平的都市生活及市民消費有所牽連？其時代意涵何在？本文嘗試透過梳理這項女性職業在北平的發展，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一探究竟。

     本文第一部份，將說明近代中國女招待的源起、女招待的職業界定與社會認知。繼而把焦點集中於訓政時期的北平，從有關女招待的僱用、消費、品評與規範四個面向出發，申論時人如何透過促成或參與此一女性職業的發展過程，展現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並體現具有北京城市特色的性別文化。希望藉由本文的討論，能釐清北平女招待的職業特質，及其所反映的市民消費文化與兩性關係。

     本文主要分析抗戰勝利到中共建國初期，鼎革前後的上海兩屆市政府收回跑馬廳的過程，及在此過程中，華洋雙方的拉鋸與角力。過去一般研究外人在華歷史的學者均認為，1949年中共建國是導致洋人勢力全面撤出中國的轉捩點，但本文主張，洋行的被迫撤出，其實是以抗戰期間工部局的裁撤，及戰後英帝國勢力的全面衰退為重要分水嶺；本文以跑馬廳為案例，說明幕後全由洋行大班負責經營的跑馬廳，在喪失工部局的保護，及英政府「炮艦外交」的奧援後，如何首當其衝，成為市府強制收回的主要對象。

     為顯示抗戰勝利至中共建國初期，跑馬廳窘境的延續性，本文將就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是上海兩屆市府對收回跑馬廳政策的持續性；二是所謂「華人版」跑馬廳史的建構。前者顯示，市府許多關於收回的動作與想法，其實早在抗戰結束後便已展開，只是待中共建國後，因對帝國主義全面改採敵對態度，才克竟其功；後者顯示，抗戰勝利後，民間與政府為奠定強制收回跑馬廳政策的理論依據，許多關於當年外人非法取得跑馬廳產權的各式資料與掌故，如何被紛紛拼湊、挖掘，終致形成一套自圓其說的版本，並演變成日後有關上海該段歷史資料傳抄的來源依據。

     中共建國之初，國家徵收稅收的能力大幅提升。這在城市當然和掌握稅源、擴大稅負人口，以及建立各種稽徵制度有關；但是不能全部歸因於杜絕納稅人口逃、漏稅，和稅務工作人員中飽的制度化建設，也必須注意財經的高度中央集權、組織納稅戶的能力、階級鬥爭的政治動員，以及對納稅戶分而治之的策略等等因素。本文以天津和上海為例，利用所能看到的有限資料，說明以上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