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紀念館

　　1919年，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適的這一主張，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學者的熱烈響應，使「整理國故」繼新文學運動以後，成為一場席捲全國的學術事業。作為「整理國故」的倡議者，胡適一生的大部份事業，都可以納入「整理國故」的範疇；他的各項研究成果，也對相關領域中的學者起著指引、啟迪乃至示範性的作用。

中國哲學史
　　胡適一生治學，主要以思想史為主要內容。而他是在留美時期，就已確定要以中國哲學史作為研究範疇。回國後，胡適執教北京大學，主講「中國哲學史」，為了這門課所寫的課堂講義，後來經蔡元培校長作序，1919年初出版後，即是震動士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風行一世，使胡適決定要以更慎重的態度，續成該書的中、下兩卷。1930年代，胡適就出版過一部《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油印本，分贈友好請教。只是後來基於各種內外因素，胡適的思想史寫作計劃，終於未能及身完成。

禪宗史
　　胡適本人不喜歡佛教，但他認為自己對禪宗史的研究，頗有開闢之功。1920年代中，他在撰寫「中國禪學史」時，深感史料的缺乏，乃借著到英國辦理退還庚款事宜之便，到歐洲的倫敦、巴黎去，從斯坦因、伯希和攜走的敦煌卷子中，發現湮沒千年的神會和尚遺著四種。回國後，胡適根據這批新發現的材料，寫成神會和尚傳，將禪宗歷史重頭改寫。胡適改寫禪宗史的工作，後來在學界持續引發爭議，但研究者仍承認他的發現及整理文獻之功。

清代思想史
　　胡適的治學範圍，本是以中國古代哲學史為中心。執教北大後，他對清代學術史興趣漸濃，一度有意撰寫一部《清代思想史》，作為其哲學史寫作計劃最後一部份。這一個寫作計劃，後來雖未完成，卻已留下了一系列清學史著作。研究的對象包括：費經虞、費密父子、顏元、程廷祚、戴震、章學誠、崔述等。胡適的清學史論著，多完成於1920年代。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期間，故這些著作往往帶有「思想革命」的意味，反禮教、「詆程朱」的時代色彩相當濃厚。

戴震和《水經注》案研究
　　胡適自從投入清學史起，就對清學宗師戴震極為推崇，曾經撰寫一部《戴東原的哲學》，來介紹這位「反理學」的思想家。然而，在胡適撰寫一系列「尊戴」文章時，戴震涉嫌剽竊的案子卻被人舊事重提。尤其王國維、孟森的文章發表後，戴震竊書一事「幾成定讞」。1943年，賦閒美國的胡適，在幾位年輕朋友慫恿下，決定重審戴震《水經注》疑案。而胡適自承審此案不久，即斷定戴震未曾竊書。他更認定向來攻擊戴震的學者，不免都懷有「為朱子報仇」的動機。然而，胡適審理此案愈久，愈發現此案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他的預料之外。最後，他竟花費了自己生命中的將近二十年光陰，來審查及清理與此案相關的種種問題，並留下了超過一百萬字的文稿。

朱子研究
　　胡適出身理學家庭，從小對朱子懷有敬意。留學後，他在學術上經歷了一段「由宋入漢」的轉折，對朱子的敬意卻基本未改。回國一二十年間，胡適和他的北大同事們一起提倡「新漢學」，期間也發表過一些「詆程朱」的言論。然而隨著年歲推移，晚年胡適對朱子表現出越來越深的敬意。他的《口述自傳》最後一章，就表達出濃厚的「尊朱」意味。同時，本館收藏的多部胡適晚年手批朱子論著，在在說明此時朱子已取代戴震，成為胡適心中最為景仰的一位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