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天公換了卿與我，
　該把這糊塗的世界一齊都打破。
　再磨再鍊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過。 ──胡適

　　1917-1920這三年中，北大校內是一塊肥沃的學術土地，人才濟濟，百家爭鳴；而國內和國際的局勢，卻是充滿了黑暗和危機，事故橫生，師生間的互動也格外熱絡。這時期胡適對羅家倫的影響，在課室內外同時進展，但課外實際經歷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這個過程可以從四個角度來探討：

（一）文學革命開先聲
　　1918年北大文科的一些學生，深深感到需要創造新的園地，來發揮自己的意見，培養組織和辦事的能力。羅家倫是「新潮社」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新潮」這個名稱也是他所提議的。[4] 雜誌得到校長和《新青年》編輯們的支持與贊助，胡適也擔任了學生的指導員。第一卷五期的編輯工作由傅斯年和羅家倫共同擔任；社員們都本著「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文義，革新的文詞」熱烈投稿，為雜誌建立了新穎的面目。第二卷的四期是羅氏獨自負責編輯的，直到他1920年夏天畢業為止。連同第三卷的兩期在內，他在〔新潮〕發表的文字共計36篇，包括論著、評論、詩歌，和通信等四類。創刊以後，〔新青年〕的教授和〔新潮〕的學生見面的機會更多。羅家倫回憶說：「我們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自然彼此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不過，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髣弗《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5]
1918年以前一般的報紙雜誌，絕大多數採用文言。《新青年》中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7）和羅家倫的〈青年學生〉（1918/6）也不例外。但那年四月胡適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便改用了白話；所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贏得了青年讀者熱烈的響應。
　　1918年胡適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後，新舊文學派的論戰在校園中日趨熱烈。十多年以後羅家倫回憶起當時風暴眼中的學術氣氛說：「當時我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以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的時候，便討論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凡善書社去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裡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實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思想的掊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6]
　　1919年元月《新潮》創刊號內，包括了許多篇學生們醞釀已久的議論。羅家倫響應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7] 是一月一日完稿的。針對時下爭論中缺乏「文學」定義，他先從西方學說中探討許多不同的解析，進而向中國傳統文學挑戰，並且認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裡寫下來的有思想、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眾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暸、極有趣的東西。」他第二篇將近兩萬字的〈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發表在同年《新潮》第五期，[8] 是以學習西洋文學的心得，來逐句逐段駁斥這位留學英國的東南大學教授對胡適和陳獨秀的猛烈攻擊。其中他特別推崇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對於「死文學決不能產生活文學」的讜論；同時也提出他個人對文學、藝術和人生的看法，認為：（1）藝術是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為藝術而有的；（2）要承認時代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就應當做這個時代的人，說這個時代的話；（3）所以應當注重世界文學的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白話運動，乃是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以上這兩篇文字，多年後羅氏仍然覺得在當時確實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1920年羅家倫在赴美留學的船上完成了另一篇長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發表在十二月的《新潮》上。[9] 文中他將「近代」分成幾個階段來分析，在「國語文學」這階段中，說明新文學的勃興，乃是人生覺悟後應乎時勢所萬不能免的；並且強調「胡適之先生最初創議的那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出來的四條，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但是他認為新文學必須以新思想作為基礎，才能發揚光大。接著又發揮了胡適一年前在〈新思潮的意義〉文中所立下的定義，即是用「評判的態度」來研討社會、歷史、文化方面各種的問題。
多年後胡適指出, 在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中，語言文字的改革，只是其中「較早的，較重要的，和比較成功的一環而已。」[10] 至於學生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他的評論是，「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皆佳。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11]

（二）《娜拉》與婦女解放運動
　　1918年，胡適編輯《易卜生專輯》，選擇的兩個劇本之一A Doll’s House（中文劇名《娜拉》），羅家倫翻譯第一、二幕，他自己則完成第三幕；用的自然是上口的國語。師生的合作，立即產生了廣泛的效應。[12]
　　胡適選擇《娜拉》這個劇本的目的，是在強調易卜生主義中的人格獨立精神，並介紹作者以寫實方法描述家庭及社會的實在情形。不意女主角娜拉的訴求，卻在青年讀者中引起了特別強烈的共鳴，紛紛對於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和女性不平等的地位，展開了公開的討論。[13] 胡適接連發表的〈貞操問題〉、〈美國的婦人〉等文字，更產生了帶頭作用。[14] 1919年元月《新潮》創刊後，北大的徐彥之、康白情、顧頡剛等人，很快都對這些現象各抒己見。三月號裡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痛苦〉，是一個富寓言性的故事，敘述一個男同學在婚姻與愛情上的痛苦遭遇，代表了當時許多青年男女的夢魘。接著他在五月十一日的《晨報》發表了〈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強調唯有高等教育才能增高女子的知識、地位、以及婚姻自由的程度。
　　是年夏天美國哲學教授John Dewey（杜威）來北京講學，夫人Alice（女權運動者）、次女Lucy（歷史學家）、以及Bryn Mawr學院教授Smith夫人各有一場公開演講，由胡適口譯、羅家倫記錄後發表。[15] 她們所介紹的美國各級教育概況，更產生了啟發的作用。十月《新潮》刊出了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目便叫〈婦女解放〉[16]，是羅氏個人最系統的表述。他先列舉了一些歐美先進國家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就，接著便強調男女應當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國實行的必要。他提出的幾個根本辦法，包括男女共同的教育、女子職業的發展、和兒童的公育，並同時介紹了胡適所提倡的「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在討論發展婦女的職業和反對「貞操的迷信」時，他推崇胡適、徐俟、周作人幾位先生在《新青年》裡很精闢的文章。他主張女性應有獨立的人格，特別舉出《娜拉》劇中女主角的覺悟作為例證。在談到輔助婦女求職方面，他引用了Smith夫人演說中所介紹美國新特設的機構，並說：「聽過之後，胡適之先生同我談起，也認為(設立此類機構)是極要緊極不可少的事。」主張文學革命的師生，在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各個層面時，也加速了中國女權運動的發展。

（三）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
　　1919年實驗主義大師杜威來華作長期講學，由他的弟子胡適親自安排、接待，並主持介紹及口譯等工作。在北大進行一系列演說時，學術界掀起了一陣空前的熱潮，研讀杜威原著在學生中也形成風尚。羅家倫和吳康兩個學生被選派負責筆錄講詞，經胡適整理核對後，再由《新潮》開闢〔杜威講壇〕發表。在杜威到達之前，胡適先安排了幾個學生公開演講介紹杜威的學說，他自己講的是「實驗主義」，文章在四月的《新青年》發表，詳為介紹杜威的中心思想及論著。八月羅家倫寫成了一篇〈杜威博士的《學校與社會》〉，[17] 介紹杜威「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的基本觀念，以及著者根據新的心理學說所提出的教育理論，作為改善中國教育的參考。在同一期《新潮》（1919/10）中, 羅家倫還發表了另一篇新書介紹：〈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18] 文章內容與前不久親聆的演說「現代教育的趨勢」相印證，使讀者更能把握住杜威「道德教育」的精髓。
　　一學年中，由羅、吳二人記錄的演說分成「思想的派別」、「教育哲學」和「近代的三個哲學家」三個課題，共二十七篇。[19] 胡適先擬定了翻譯和記錄的程序，請杜威先「用他自身帶的打字機把大綱打好，交一份給翻譯的人，讓他能夠事先想好一些適當的中國詞句，以便到時翻譯。在北京演講的時候，那些演講大綱，總在每次講完以後，又交給那些作記錄的人。讓他們校對一番，再拿去發表。」 [20] 這種嚴格的訓練，對任何一個大學生來說，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這時期羅家倫還開始翻譯杜威的《學校與社會》[21]，並有繼續翻譯其他幾本杜氏著作的計劃，但都因為參預的活動太多而放棄了。[22] 他到達美國讀到杜威的新書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後，寫了一篇長文〈哲學改造〉，[23] 將書中八章內的概念，逐一加以敘述，目的是介紹實驗主義哲學各方面的綱領。他認為此書不但能打破哲學神秘的觀念，並且能採用「歷史法」，來「引導人從抽象的到具體的，從普遍的到特殊的觀念上去。」對於「救中國思想界的危機，尤為緊要。」
　　羅家倫在美國留學時，曾有兩年在紐約追隨杜威研習。1952年大師逝世，羅家倫有一段對記者談話，他說：「杜威不止在學術思想上，予我們極大之益處，其人格之純潔、高尚、真誠、慈祥，對中國之誠摯的友誼，都給我們不可磨滅的印象。」並且說：「杜威在教育學術上之貢獻，乃是反對形式的教育；而主張自動自發，引伸式的教育……。在哲學方面，杜威是實驗主義（Pragmatism）之創始者；他與皮爾士（Pierce）、哲姆士（James）同為三大創始人。這派哲學，乃以科學方法，找出一個邏輯的系統，再從而建立其哲學系統。」[24]，羅氏一生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所堅持的科學精神和對學術自由的信念，可以追溯到大學時期那一段課外活動。

（四）「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1919年五、六月間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時的軟弱表現，引發了北京學生強烈的反對，大規模的示威罷課，波及了各大城市社會各界。北大上有關心國事的校長和教授，下有具組織經驗的學生，自然而然地擔負起了主導的責任。羅家倫在各方面的工作，包括了擔任學生代表，起草宣言，傳發新聞，探望被捕同學，與警方交涉釋放學生等，奔忙了大半年之久。[25] 事後他雖不曾表示後悔參與這些活動，卻認為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26]
　　此時胡適正在上海迎接杜威夫婦，聽到五四北京學生示威的消息，立即參加了上海市民的大遊行。隨即他先行北返，五月九日與陳大齊、沈士遠、劉半農三位先生，羅家倫、狄膺等三名學生同赴警察廳交涉釋放五月七日被捕的同學。[27] 此後胡適被推為校務委員，在蔡校長離京期間襄助代理校長，為維持北大的安全與各方商榷。這時《新青年》和《新潮》兩個雜誌，胡適與陳獨秀兩位教授，傳斯年和羅家倫兩名學生，都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釘，不斷受到各種壓力。胡適雖然同情學生的訴求，卻認為這場運動也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28] 不僅破壞了北大的教學制度，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進展，也促使他放棄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初衷。雖然他呼籲大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可是「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29]
　　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羅家倫用「毅」的筆名在上海的《星期評論》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總結了三週以來學生運動所表現出來的特質，歸納出：一）學生犧牲的精神，二）社會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覺的精神。[30] 文章刊出不久，又爆發了六月三日更大型的抗議、罷課、軍警逮捕學生、和全國大都市商人罷市等事件。此後大半年中，北大教授和學生的工作與學業都受到動蕩不安的影響。1920年四月，羅家倫為《晨報》籌編〈五四紀念增刊〉，向蔡校長及胡適等教授邀稿，特別央請胡適為「旁皇過路」的學生「拿出正當的主張出來，做一個燈塔，」並請他「多找幾位朋友擔任，最好能代表各方面之意見者。」[31] 胡適這次撰寫的評論對學生的行為表示同情，他說，「在變態的社會裡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32] 同一天他與蔣夢麟共同發表的〈我們對學生的希望〉裡面進一步強調說，「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社會裡不得已的事，但是他是很不經濟的不幸的事。因為不得已，故他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是暫時不得已的急救辦法，卻不可長期存在的。」[33] 羅氏自己寫的一篇“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向”，是在五月號的《新潮》發表的。[34] 他重申了一年前對「五四」所下的定義，認為所產生的影響是：（1）思想改革的促進，（2）社會組織的增加，（3）民眾勢力的發展；但也承認失敗之處，在於「學生產生了萬能的觀念，導致了學術的停頓，行為落於形式的窠臼。」所以「五四」一年後師生二人的結論，都認為大學生必須專心學業，而不應該長期從事社會或政治活動，才能作出有長遠價值的貢獻。
　　1917至1920年之間這三年中，胡適與羅家倫在課室內和課外的接觸，不但建立了雙方理性上的共識，也達到了相互知音的交誼。從胡適留存的書信中，可以看到學生對教授的直言不諱：

今天時事新報上又有那上海式的鴛鴦蝴蝶先生與你談詩；同人的意思，請先生不理；若是先生理他，便是中了他的計。因為他們這班無聊的人，求先生理不得，先生理他就是同他登廣告。學生家倫。十九日。[35]

　　另一封傅斯年和羅家倫的聯名信，為的是《新青年》內部意見分歧，面臨停辦，而胡適有可能接手，於是敦勸他「斬釘截鐵，一定不辦。」[36] 在1920年五月十九日羅氏的一封長信裡，後半段是關於同學顧頡剛畢業後的出路。經羅家倫陳情，胡適已答應設法。這次再提出請求他設法留顧氏在北大圖書館任職，使他得到研究著書的機會，「其結果不祇完成他個人求學的志願，而且可以為中國的舊學，找出一部分條理來。」[37] 不久顧頡剛收到聘任，秋季並接任《新潮》編輯。

二、海內海外傳薪──1920-1926
　　1920年羅家倫北大畢業後，得到穆藕初獎學金的資助，決定出國深造，第一志願便是哥倫比亞大學──胡適的母校。他一方面計劃追求個人的學術興趣，另一方面也殷切希望同學出國的人多了，「大家養精蓄銳，暫離國內現狀的糾紛，以靜心研究學術……”，並且相信一定不會在美國再有『五四運動』」。[38] 到達美國後，羅家倫因為不習慣紐約的緊張生活，立即轉往清靜幽美的普林斯敦大學研究院，選的主要是哲學方面的課程，在學術的途徑上得益良多。第一學年結束後，他先陪同蔡校長訪問了東部幾所名校與城市，隨即留在康乃爾大學暑校聽課, 1921年秋天終於還是進了哥倫比亞大學。這兩個地方，剛巧也都是前些年胡適和他幾位愛好文學的朋友們策動「文學革命」的聖地。
　　在哥大，羅氏打消了攻讀學位的念頭，專心選聽哲學系名教授的課，每學期平均註冊六門，[39] 也包括一些歷史、教育、人類學等課程，旁聽的可能還不在內。這時杜威已從中國講學回校，其他慕名已久的學者，包括胡適曾直接受教的Woodbridge、Montague、Robinson等人。加上紐約留學生中人才濟濟，令羅氏的學識與交遊都大有收穫。
　　在他留美最後的半年間，國內學術界發生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爭論，觸動了他一抒己見的興緻。開始想寫的一篇長文發展成為一本書，就取名《科學與玄學》（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為的是「排開那次的紛爭，獨立的想綜覈西洋思想界研究的所得，經過自己一番的反省，用剝蕉抽繭式的討論法，去說明科學與玄學本身的性質，其所研究的問題，所用的方法，所具的特長，所受的限制等方面；想使大家把最近代科學與玄學的地位和關係，認個清楚。」[40] 他特別感謝哥大的杜威、Woodbridge、Montague、普大的Spaulding等教授的教益和鼓勵，以及在柏林的一些中國朋友如趙元任、俞大維、傅斯年等，所提出的意見及幫助。
　　羅家倫在這本書中，廣泛地引用了西方重要思想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立論，來闡明科學和玄學的本質，並說明「科學與玄學各有各的機能，各有各的領土，不但不可強分，而且也不可少。」[41] 他指出「在哲學裡面的派別雖然分歧，但是就全體考察起來，大概的偏向，還不外理性與經驗兩種。哲學裡面理性與經驗兩派之爭，歷經了數十年，為思想界開了多少新局，但始終不曾解決；……。這種真正哲學上的爭端，在近代中國思想界中還不曾開始，或者還不想見。」[42] 這個時期可能是羅氏醉心於哲學研究的最高潮；而胡適的興趣，卻已轉向整理國故的工作。所以羅氏在1923年春致胡適的信裡，僅提到「去年年底承美國歷史學會之召，在其全國年會中讀一論文，頗蒙負宿望之學者獎飾。現集精力於歷史哲學，甚得Woodbridge、Dewey之贊助。」[43]
　　1923年底，羅家倫前往德國，通過了德文考試以後，在柏林大學聽哲學和歷史哲學課程，另外也增聽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方面的課。他和許多同學都抱著“旁徵側挈，以求先博後專”的遊學心理[44]，自己也有感於羅素（Bertrand Russell）離華前所說，「願中國有偉大之領袖人材一打，真正能在學問社會方面做功夫的人一萬.」覺得中國面臨的是「重大的教育問題，是民族根本問題。」[45] 所以他在獎學金終止以後，堅持在柏林、倫敦、巴黎蒐集中國近代史資料，作為回國後從事研究的準備。他決定在「做事」和「為學」中間選擇「為學」，理由是「（1）因我天性於為學較近; （2）因做事精力所費，多在不經濟的旁枝曲節上；（3）做事不免犧牲我率直的天性。」[46]
　　在國外期間，羅家倫持續關注國內政情，對於胡適所提倡的「聯省自治」和「好政府主義」等言論，並不生疏。[47] 1923年蔡元培因北大不斷遭受政治干擾而辭職赴歐，在德國常與許多舊學生晤談通信，討論國內近況。而胡適繼續與北方政治人物週旋，令許多朋友和學生為他惋惜, 並勸他離開是非之地。1925年五月羅家倫從倫敦寫信給他，告知即將成立的英庚款委員會中，胡適的名字已列入內，請他準備資料赴英開會。[48] 傳達這個消息的動機，可能是希望他在剛退出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後，不要再受到政治勢力的利用。
　　1926年羅家倫因經濟拮据，回國川資無著，曾兩次函請胡適設法代籌國幣五百元[49]，但胡氏似乎無能為力。最後他再次向張元濟借貸，才解決了困境。回國前羅氏的計劃是設法籌建專門機構，收藏、編輯、出版各種文字中有關中國近百年史料，同時展開研究工作。他個人則願致力撰寫一部科學的歷史，用科學的方法寫出來，「使中國人從事實裡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什麼世界……。從事實而生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覺。」同時他要藉著寫這本書來「助中國國語文立於相當的標準上，」因為他深信文學革命「為二千年來最大的一種變革；但無大著作以為後盾，則建設新文學之功終鮮成就。」[50] 這番豪情，完全像是實驗主義思想和新文化運動的產物。

三、牆裡牆外論政──1927-1937
　　1926年夏天羅家倫返抵國門時，胡適早已脫離北大，正在準備赴歐，師生分別六年後，竟失之交臂。這時各派勢力的政治與軍事鬥爭日趨劇烈，歸國留學生更深感報國無門。羅氏回北大教書的宿願落空，要求清華國學研究所及廈門大學資助搜集史料的事無果，[51] 決定秋季前往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擔任近代史的課程，並展開了史料學與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領域。不久戰事逼近南京，學校停課，羅氏在返南昌省親時險遇亂兵，引起各地友好關切，顧頡剛的信中竟嘆息：「斯人如死，如中國近代史何！」[52]
　　此時「不談政治」已不可能，但羅家倫仍希望「在國家有大問題時，發表言論，苟與主體無妨，亦復無害。」[53]不至影響他的學術生活。可是1919年的「五四」，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和1925年的「五卅」期間，他在不同地點、不同情況下，總不甘站在旁觀者的地位而盡了最大的努力，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均發揮了他文筆上的功能。1927年初羅氏在南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訪友時，獲得一個與蔣中正總司令會晤的機會，一席談話之後，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國民黨北伐的隊伍，擔任起編輯委員會委員長、參議、及法制委員等職務。沒有想到那次的對話，竟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業。南京政府成立後，他受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主持籌辦一個新式幹部的訓練場所，隨後又代理校務會議主席。1928年羅氏隨北伐軍過濟南，在“五三”慘案後參加與日方交涉的任務，目睹了日軍的殘暴和蠻橫。隨後繼續北上，代表大學院執行接收北京各大院校的工作。同年九月他受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再次回到了北平。
　　1926-1927年這段大動蕩時期中，胡適剛巧身在國外，遠離了南北兩地的政治漩渦。由於這以前他與“研究系”人士的私交和參與的一些政治活動，引起了不少誹議與關注。1927年二月北伐軍尚未打敗孫傳芳時，遠在廈門的顧頡剛便寫信到國外，勸胡適「歸國以後似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因為他深感它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于救中國的。」[54] 四月胡適還在歸國路上，又收到顧氏一封信，請他「萬勿回北京去，」因為他與北洋系統的關係「負謗亦已久矣，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以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55]
　　這時候國內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許多與北大有關人士，包括胡適的同事蔡元培、蔣夢麟、王世杰，和他的學生周炳琳、段錫朋、羅家倫，都先後加入了南京政府文教、政法方面的工作。胡適雖早已與不少國民黨的元老有文字之交，卻從未與這個南方政黨有過往來。於是決定留在上海，暫與南京和北平保持一些距離。不久，新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請他任大學委員會委員，每年到南京開兩次會。1927年十月第一次會議前，胡適已看到新政權的某些表現和言論與他的立場格格不入，向蔡氏提出要求退出。[56] 此時國民黨已與共產黨決裂，為了加強控制，吸取了列寧式的組織模式及思想政策；部份黨員盛氣凌人，作風傲慢。即使蔡元培也承認「黨部及國民政府所辦事，我等自己不滿意者甚多；藥石之言，其願聞之。」[57] 1928年第二次大學委員會中胡適與吳稚暉爭辯後，堅決辭去名義，與國民黨劃清界限，以《新月》雜誌為論壇，來監督、批評該黨的言論及措施。
　　在南京開會期間，胡適與北大舊識相聚時，和羅家倫作了久別後的暢談，大體上令這位老師「甚感愉快」。但在談到政治話題時，顯然發生岐見，爭辯得相當激烈。從胡適1928年的一件信稿中，可以看出他對這位高足火氣之盛不無非難。但責備和勸戒的那一段終被刪除，只留下一段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要求你盡力主張，但不必說是我的建議。前天聽說你把泉幣司改為錢幣司，我很高興。我因此想，你現在政府裡，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機會，提議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實現的希望，若羅志希尚不能提議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58] 從這幾句話裡，可以看到胡適對那次的爭執並無芥蒂，卻仍然希望這個「傳薪者」能在體制內做出一些有長遠價值的工作。
　　1928年七月胡適在《新月》雜誌發表〈名教〉一文，批評了當時流行的許多口號和標語（如「打倒」、「擁護」、「忠實同志」等）; 1929年一連發表的〈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章，都是針對國民黨施行訓政而放棄了約法的信念、不相信國民有參與政治的能力、而成為了違反人權的專制政權。這些言論，引起了部份黨員與黨報的反彈及圍剿，終於導致了1930年初〔新月〕被查禁，稍後胡適又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
　　〈知難，行亦不易〉這篇文章首先分析孫中山提倡「知難行易」學說的由來，以及用它作為革命哲學的成功原因。胡適進一步批評它的錯誤是把「知」與「行」分得太分明，因為絕大部份的知識是不能和「行」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知識。這絕大部份的知識都是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 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這點子知識。」革命成功以後若繼續堅持「知難行易」的理論，結果是：一）許多青年只認得行易，不覺得知難，於是有輕視學問的風氣，二）當權的人以為知識的事已有孫總理擔任做了，國民只有服從，不可批評，因而箝制言論自由。胡適最後的結論是：「以一班沒有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要把這件大事辦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59]
　　其實羅家倫自從參加新政府以來，對於這些流弊已有親身感受。他在中央黨校成立半年後擬定新課程及授課時數計劃時便指出，「目前黨校學生之大病，在僅能高談主義，而不知實現主義之方，…… 僅能說幾句漂亮的『黨話』，而不知如何促成『黨治』之術。」[60] 因之建議擴充、改訂課程，延長時數，從短期的訓練班變成二年制的政校，最後達成四年畢業的大學編制。其目標正是要盡力達成「請教專家」和「充分運用科學」，來造就有現代知識的行政人員。稍早羅家倫還參與了另一種性質的嘗試，就是在1928年一月起為蔣中正延師講課的安排。[61] 他草擬的計劃是以請專家作報告, 然後共同討論的方式，每週舉行五六次專題研習，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外交、近代世界史等科目。提出的講師都是當時一流的自由派學者。這項計劃雖未見持續生效，卻也未嘗不是「請教專家」的另一種模式。
　　在胡適〈知難，行亦不易〉發表之前一年多，羅家倫曾經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以「知難行易的哲學」為題, 作過一次演講，[62] 從心理及社會學觀點來討論這個學說。胡文在上海刊出時，羅氏已在北平任職。九月十四日的天津大公報上，登載了一篇社評，名〈贊成〔知難行易〕說〉，是羅氏用該報的文體代筆寫的。開場便說：「近日胡適先生發表〈知難行不易〉一文，全國文壇，為之騷然。或以「孫文學說」為根據，或以「陽明學說」為目標，更或窮搜遠索中外哲理為辯駁；議論蜂起，盛極一時。誠近來文壇之好現象也。唯吾人竊以為陳義太高，轉使真理愈晦，非一般人所能明暸。故擬專從普通常識上，淺顯討論，舉以與社會人士共同研究〔知難行易〕之所在。」接著他指出，「吾人感覺經過一年餘之訓政時代，遵奉中山遺教，所應舉之種種建設事業，尚若行不易者，其病不在行不易，仍在知難。則依論理學公例，果經知難，必然行易。今日行易成績不能舉者，自然是知難功夫有未盡也。」所以他認為負責領導的人，應該盡到知難之責，才能使執行的人達成任務。「領袖先生責成吾人行易，吾人亦責成領袖先生知難，則知難行易之成績，當然舉矣。」因之主要的關鍵在於發展教育，來培養富現代知識的領導人才。最後的結論是，「人之地位責任雖有大小，而皆應隨其大小，各盡其知難之責，不能委之於人也。故胡先生所杞憂者，自吾人觀之，何嘗在行易，仍舊在知難。」[63] 全文的主旨並不在否定胡適的批評，而是從經驗出發，說明知難的重要及訓政的困難所在；或許同時也想在混濁的輿論中，注入幾分理性。胡適將這份剪報貼在日記內，所劃線的部份，便包括了以上舉出的論點。
　　1929-1931年間胡適對國民黨的批評愈發激烈，他在上海的處境也愈趨尷尬。許多黨內外的友好為他深感不安，也有人勸他少談政治，專心寫書。羅家倫便曾在1930年初的日記中對老師的若干論點，表示有欠切實之處。[64] 這時期羅氏自己在進行清華大學改制的過程中，也受到不少阻礙，但終能在離職前奠定了它日後健康發展的基礎。1930年他辭職南下，九月赴武漢大學途中繞道經過上海時，曾去拜望胡適，並談到在北方不愉快的經過。師生二人遭到不同性質的挫折之後，羅氏一心想回到教書和研究的崗位，胡適也在那年年底返回北平，於1931年初就任北大文學院院長。
　　羅家倫在武大僅一學期，便應蔣中正的召請，回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著手發展四年學制。1931這一年中他在政校作過一系列四次專題演講，題目是「現代主要之政治學說」，[65] 對「法西斯蒂」、「布爾扎維克」、「自由民治主義」和“賴斯基及其多元國家論”作了深入淺出的分析。第三次演講中對“自由民治主義”的由來，以及英、美等國施行的經驗，有格外詳盡的闡述；也直接批評了胡適等人所鼓吹的「約法」、「代議政治」、「個人自由」等觀念。最後他談到這個學說實行起來的弱點，指出「他們以為現在中國，應該要有一個國會，一切事情要由國會來決定。然而假使照某先生的意見去做，把許多大學教授拉來當國會議員，結果，一定會幹不通的。」又說，「有些人以為要醫救民治，最好多給些民治，他們認為人民自己在錯誤中自然會得到補救方法的。」關於胡適所謂的「上當學乖」原則，羅氏則認為「乖沒有學好，當已上了不少，不是太吃虧嗎？」另外還引了一年前胡適在上海親自說的一段話，來批評老師「脫不了書生氣。」那時胡適說，「蔣先生為什麼不先把自己的軍隊編遣了，如果蔣先生遣散了自己軍隊，馮、閻等再有不服，我們全國的輿論，便來援助你，上海的銀行家便拿錢幫你的忙。」羅氏覺得這個說法太不切實際了。
　　羅家倫這時候的立場是，「民治的實行，更有賴於人民之有訓練，要全部人民掌著政權，尤要人民有這種能力與習慣。本黨之所以要實行訓政，便是這個用意……。所以我以為民治學說，是其理想並不是不對，不過有許多缺陷，應該彌補……。我們有我們的國家特質，有特殊的歷史與環境，決不是直抄英美的民治主義，而可以行得通的。」[66] 這四篇演講記錄，並未曾修訂發表。
　　羅家倫在這一年的演講中，有一篇〈知難行易學說的科學基礎〉，[67] 是他最後一次對於這個題目作系統性的解讀。他首先指出孫中山要樹立他新的哲學理論，是為了要打破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觀念，使社會有所變革，是有其時代意義的。他進一步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知」與「行」的本質和分別，特別強調「知」的「進展性」，因為知識是由於經驗而生，經驗既是不斷的進展，知識當然也就隨之不斷的發展。他告訴學生，「因為全部的知識，都是不斷的在進展，所以我們絕不能夢想在其一個時間內，吃下一顆知識萬應丸就可以把知識充足，終身受用不盡。」這個結論，不僅沒有把「知」和「行」分開，也完全符合試驗主義教育哲學的精神。所以他一方面推崇孫中山的「許多真知灼見，往往與現代各種高深科學的道理不謀而合，」卻又說,「關於中山先生的學說，望各位再繼續努力詳細研究。」在當時教條主義高漲的環境中，羅氏能夠堅持實驗主義的知識論，用心良苦可見一斑。這篇講稿，他後來曾輯入《文化教育與青年》書內。
　　三○年代初期胡適對國民黨和蔣中正的批評達到了高潮。回到北平後他在為「中國中古思想史」專題授課與著述外，又與友好創辦《獨立評論》，繼續發表政見，包括了批評國民黨的「剿匪」政策、支持「廢止內戰大同盟」、呼籲「實行民主政治，才能消除暴力革命。」這時日本侵略的壓力日漸加劇，挑釁事件層出不窮，國內反日情緒膨脹。胡適的立場是反對不負責任地提倡戰爭，主張中日進行談判與和平解決，來爭取時間和國際間的同情與支持。
　　在和與戰的議題上，羅家倫的看法與胡適逕相迥異，或許和胡氏一貫的反戰思想及北閥時羅氏在濟南遭遇日軍的經驗有關。「九一八」過後三天羅氏對政校學生演講時說，他感覺像是「最後的一課」故事裡的小學老師，看到危亡的日子就在眼前。[68] 從那時起他以定時演講的方式，提高學生的醒覺，積極作備戰的心理準備；主張在國內要聯合自救，外交上要採取運用〔國聯〕的政策，並特別強調知識份子應盡的責任。[69] 1932年夏羅家倫接受了整頓國立中央大學的任務，更是感到大學教育在國難時期的重要性。那年九月他對中大畢業同學會演說，提出中大應負起復興中華民族的責任，並且說，「本人觀察現在國難雖甚嚴重，但尚非最嚴重的時期，五年之內，當更有重大國難發生。」[70] 1933年他在政校講「太平洋戰爭與中國前途」時，更詳細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並預測「總在1935-1940年，這個大戰是再也不可避免的。」[71] 同時主張應在國防建設的各方面，積極作出備戰的努力。
　　七七事變前, 胡羅二人在政見上雖出現了見仁見智的差異，卻各在北南兩地竭智盡慮，從事自認為應盡的任務。1935年六月胡適為了日本不斷提出新要求，三次寫信給王世杰, 請他將意見轉告蔣中正；其中一次曾由王氏托羅家倫赴四川時面告。[72] 這時候胡氏已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雙管齊下，一面謀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息，使我們把國內的武裝割據完全解決了；一面作有計劃的布置，準備作那不可避免的長期苦鬥。」[73] 這時他的立場已經與國民黨相當接近了。同年九月胡適為了蔡元培七十壽辰，發起集資建屋獻禮，供老人「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胡氏先把信稿寄給南京的王世杰、羅家倫、段錫朋、陳劍脩四人，請他們修改後簽名送往上海。留存的信稿上有王、羅的筆跡，最後簽名的六人則是胡適、王星拱、丁燮林、蔣夢麟、趙太侔、羅家倫。不久抗日戰爭發生，建屋的事不幸未能實現。[74]

四、學者外交與書生本色──1937-1949
　　1937年七七事變初起，胡適南下參加廬山和南京的會議，商討和戰大計。不久戰爭擴大，九月他啟程前往美、英兩國，從事宣揚抗戰的活動。1938年正式就任駐美大使，直到1942年九月為止。在這艱苦的五年中，胡適以一個學者而非職業外交官的身份，展開各個層面的艱巨任務。面臨錯綜複雜的美國內政及國際局勢，他的努力與成就，贏得了「中國最能幹最忠實的公僕」的贊語。[75] 其間他遭到政府內部人士的責怪與阻礙，特別是宋子文以外交部部長身份常駐華府，取代了大使職權的事，在重慶有關部門任職的人早有所聞。關於他離職的內情，也有不同的傳說。
　　1945年夏天第二次大戰結束，秋天聯合國在英國召開世界教育會議，籌備建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中國代表團由胡適率領，來自各地的文教界團員在倫敦會齊，三週中朝夕相處，確是難得的愉快。羅家倫從重慶赴會，與胡適同住一旅館，常有機會暢談，並交換隔絕多年中的各種信息。1956的年羅氏在台灣口述了一篇〈胡適之先生出任駐美大使的經過〉，記載的是1938年他正式發表出任大使前的一段波折，以及在任期間的努力與後期所受到的委屈。前半段是根據羅氏在國內的親身見聞，後半篇便是倫敦長談的記實。[76] 這篇文字在羅家倫生前未曾發表，但從中可以看到他不僅痛惡一些誤國高官的作風，更為胡適感到不平。1962年胡適在臺去世，羅氏對記者提出三件事來說明胡適的愛護政府、忠於國家、和臨危不屈。首先便指出他在駐美期間的貢獻，特別是他與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的私交，促使他們在1941年底作出了對日本不再妥協的決定，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爆發與中國抗戰的轉機。另外還提到1935年胡適在北平與蔣夢麟、傅斯年等教育界人士公開發表反侵略、反漢奸、反讓步的聲明，以及1938年胡適自動打電報給汪精衛，勸他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議。[77] 這些回憶和讚揚胡適的言詞明顯地表示，在抗戰勝利以後，胡適的書生本色，重新贏得了羅家倫的敬佩。1947年，胡氏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羅氏則被任命首任駐印度大使，成為胡適以後第二個學者外交官。
　　1947年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中，胡適和羅家倫都是代表。1948年三月第一屆國民大會開幕，胡羅二人又都以學術界代表身份出席。此時國民黨各派系首腦均有意參選正副總統，正在暗中進行造勢，而蔣中正則有意提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自己擔任行政院長主持政事，並托王世杰轉告「請胡先生拿出勇氣來。」”[78]胡氏正猶豫不決時，國民黨召集臨時中全會，會中蔣氏提出總統候選人應讓與具有五個條件的社會賢達：（1）非國民黨員；（2）忠於憲法並忠於憲政；（3）有民主風度；（4）有國家民族思想，勇於為國奮鬥；（5）對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指的顯然是胡適。[79] 此時羅家倫雖得悉李宗仁已為總統提名與蔣不合，黨內又意見分歧，但仍發言贊成蔣的提議，並且表示如果這個「政治上最高道德」及「最高政略」能夠實現，「在國際間與國內，可以說打開一個新的局面。」[80]
　　可是在眾人起立擁蔣聲中，未起立者僅有吳稚暉、宋美齡、與羅家倫。胡適對此的反應是，「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81] 事後蔣氏向他表示歉意，並勸他組織政黨。不久北方軍事潰敗，年底胡適與少數學人撤離北平。羅氏一年後在國外看到局勢已不可收拾，仍然痛惜蔣氏失去了良機，認為是「他見到了而不曾堅持他的主張所致。」[82] 這件事所反映的，又何嘗不是羅氏自己的書生之見呢。
　　1949年初胡適到達美國，受命為反共的政府爭取支持。十一月六日他寫信到新德里給羅家倫，附寄了他致尼赫魯總理及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的信稿，為的是勸阻印度承認共產黨政權，並請羅氏「千萬恕我多事。」信的結尾說，「來此邦已半年，日夜焦慮，而一籌莫展！活了五十八歲，不曾嘗過這樣苦心境！」[83] 羅氏的回信是十一月十二日托人帶美的，開頭便說，「奉讀十一月六日手示，敬佩感動的情緒，不能自制。先生多事的精神，正是『好事之徒』歷年來五體投地的。」他形容尼氏的作風是「以甘地主義為名，以馬基維里主義為實，」因此中印外交關係只有勢利。他自己的心境與胡適同樣苦痛，但仍勸慰說，「倫於無淚可揮之時，常猙獰苦笑。但『天無絕人之路』，何況對民族與國家，以前亡國由數百年可減至數十年，近乃減至十餘年以至數年，歷史上不少例證，故吾人正不必灰心。」並且指出，「至於我國雖有種種錯誤，但亦不過是內政上的。至於在國際間，我們不負盟友，不做騎牆派，兩方玩手段，忠於民主國家的主張，則堂堂正正，站起來像一個人，像一個君子，更無所用其愧怍也。」[84] 兩位從政的書生身在國外, 感受當比在國內更加強烈，表現的除了不泯的正義感之外，更有徒勞無功的無奈。

五、風雨飄搖師生情──1949-1962
　　1949年初胡適離國前，曾在上海和台北與王世杰、杭立武、雷震、傅斯年等黨內外開明人士，商討在內戰急轉直下、政府喪盡人心的處境下，如何能保存自由主義的命脈。他們的對策是發起自由中國社，並創辦雜誌以振起輿論、號召青年、或能扭轉危機。草擬的八十多個發起人的名單由胡適領銜，羅家倫名列第四，[85] 但是當時羅氏尚在印度任所，僅收到王世杰的通知。[86] 胡適在太平洋船中擬定的「自由中國社的宗旨」是這樣的：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
　　　　　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
　　　　　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地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87]

　　《自由中國》半月刊由胡適任發行人，雷震代理負實際責任，1949年十一月在台北創刊。初期胡適曾有返臺一行之意，友好自然希望有他來指導，雜誌才能發生強大的力量。[88] 1950年二月羅氏返回台灣，立即加入了這個團體的活動。一年內他接連為雜誌寫了六篇有關新疆、西藏、蘇聯等外交問題的長文。其中三篇關於中印間為西藏地位與邊界的交涉經過，是他1947-1949年內親自處理的重要外交個案。這年十月《自由中國》社員討論將半月刊改為週刊，王世杰建議的三位主編及常務編輯人選中，都有羅氏在內，但這項計劃並未實現。
　　政府撤退到台灣的最初幾年，面臨軍事的危機與共黨滲透的恐懼，《自由中國》的一些言論，漸漸觸及了敏感的領域，導致了雷震與國民黨的衝突。1951年六月號的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發了行政與保安部門的反彈，威脅到言論自由的生存空間. 胡適聽到後，立即寫信給雷震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 表示贊成社論的立場, 並抗議軍事機關對言論的干涉。[89] 隨即《自由中國》刊出了原信，挑起了胡適與政府公開的對立。為了這件事，主編毛子水先勸告雷氏讓胡適辭去發行人名義[90]，另外專函勸胡適再向雷氏作一次要求，「否則，本年十一月中，我堅定將發行人名字換去。」[91] 同時身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托羅家倫轉達雷氏三點勸告，[92] 另再專函說明：「……胡先生久不願負責（海外來人屢傳此訊），遠居海外，於當地情形，自亦不盡了然，倘使胡先生因此糾紛而與政府發生裂痕，或使國際及一般中國社會發生誤解，其責任將不能由胡先生負之也。”[93] 此後雷震受到黨紀處分，而該期雜誌遭到禁售，更引起胡適強烈的反應，認為“自由中國不可沒有自由，不可沒有言論自由。」[94]
　　對於國民黨內胡適的朋友來說，他在國外能影響國際輿論，在國內可以發生精神領作用，無論如何不能使他與政府對立而失去效用。以往傅斯年是他最信賴的政治顧問，此時這樣的人卻愈來愈少了。當時國內外信函往來受到相當的限制，1951年10月15日羅家倫給胡適的長信可能是托人帶交的。他開場便說，「最近兩三月來，我在良心上和道義上老是覺得欠先生一封信。（如孟真在，這封信是輪到他寫的，傷哉，孟真之死！）」（孟真即傅斯年──作者註）接著說，「關於《自由中國》的事，先生站在維護言論自由的立場來說話，本是先生一貫的主張，大家是了解而敬佩的。不過這裡面也有許多情形，尤其是個人的成份，不幸的夾在裡面，或者先生不及知道。」他繼續詳述了他所知道關於雜誌主持人的作風，以及刊登胡適抗議信後該刊遭查禁的經過，最後誠懇地說，「據我的愚見，以為此事已經和緩下去，並無什麼了不得。祇希望某先生在各方面的言論行動不予人以口實或刺激，雙方均不涉意氣，共同顧全風雨飄搖的大局，則一切不成問題。先生目前最好不必過問……。過幾個月若是先生不能親自到場來幹，（這是我們許多朋友馨香禱祝的！）則在那時候輕描淡寫的脫離發行人的地位。『唯名與器不可假人』，這大概也是古人經驗之談。除了這點意見是我個人的，是我以忠實的老學生貢獻給我的先生的而外，其餘的內容，大概與雪兄（即王世杰──作者註）談過，可是此信不曾給他看過。」最後請胡適閱後將信燒去。[95] 其實當初「自由中國運動」曾經獲得蔣中正的嘉許，雜誌也得到政府機構的支持，並且一直有黨內高層人士從中緩衝，因此創刊後雖數經風波，仍連續出版了十一年。至於解除發行人的事，一直到1952年底胡適返臺時才親自提出，改任編輯委員會委員, 並堅持委員排名以筆劃多少為序。最後促成這件事的人，包括了杭立武、王世杰和羅家倫。[96] 他們為了維護胡適作為國民黨『諍友』的地位，與《自由中國》編輯人員的關係，也不免漸漸疏遠了。
　　1952年六月，胡適在普林斯敦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聘約期滿。八月牛津大學的H. H. Dubbs教授寫信請他考慮擔任該校Spalding Professor of Ea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ns，條件相當優厚。胡適先回信表示可以接受，然後把原信及回信抄本寄給外交部長葉公超，請他「同王雪艇、羅志希商量，如必要時，可問總統蔣公的意見。如果他們覺得我不應該接受，我也可以去信取消。」隨後他收到葉氏的電話，說葉「個人不贊成我去，但王雪艇、羅志希都不願意我去。蔣公也不贊成。」[97] 胡適因此回信向英方辭謝，理由是，「我的好朋友都不贊成我到英國去，因為英國已承認了中共政權，怕我受不了那邊的精神上的苦痛。」[98]
　　這件事情的經過，加上這一年起大陸展開了對胡適猛烈的批判，促使了他返臺訪問的決定。就在他給英國友人回信的第二天，胡適寫了一封八頁的長信給蔣中正，坦誠地勸他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大會中，應該作出的五項明白表示，特別要認錯改過、建立多黨政治、保障言論自由。[99] 此時胡適恢復了他「諍友」的地位，從1952年十一月十二日起，為台灣帶來了整整六十天的轟動。十月八日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寫信給胡適，告訴他蔣氏正等候和他當面詳談，並問：「又兄抵臺後，此間招呼可否即由兄三個高弟子──楊亮功、陳雪屏、羅志希──代為辦理？」於是羅氏忙著為胡適安排各種活動，包括演講、訪問、商談、應酬，二月內幾乎每日見面。
　　這次胡適的訪問，到飛機場歡迎和送行的人數空前。熱烈的程度，一方面可以從當時台灣在外交上孤立的地位來解釋。另一方面從內政來看，國民黨雖經改造，仍未見脫胎換骨，保守與教條氣氛愈加濃厚；自由派的人士深感無力，社會各界大多噤若寒蟬。胡適的來到，為各種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帶來了新的希望與契機。他到達的前十多天，《中央日報》刊出了一篇特寫〈即將歸國的胡適之博士〉，其中不少資料是根據羅家倫對記者的談話，包括他謝絕赴英講學的事。[100] 十二月十日是胡適62歲生日，羅氏將新近發現的十五篇胡氏二十歲以前的作品，印出來送給他祝壽，並交《中央日報》發表他十七歲時所寫的〈中國第一偉人 -- 楊斯盛〉。1953年元月10日，羅氏在《中央日報》社長胡健中催促下，發表新詩〈送給適之先生〉，其中一段：[101]

你永遠說你心上要說的話，
可是你永不給人家困惱；
因為你任何的批評，
裡面帶著無限的同情。
人家說你「和易近人」，
可是在正義和主張上
你卻能和人爭。
請你不要罵我用古文的濫調，
真是：和而不同強哉矯！ [102]

　　這時羅氏早已不常寫白話詩，贈送個人的白話詩更是絕無僅有。這首詩中激情的言辭，除了說明了他自已多年來對胡適的認知外，一定也有意代表眾多國人, 表達對他的景仰與感佩。「人家說你『和易近人』, 可是在正義和主張上你卻能和人爭。」這句話，多年後還有人引為概括「胡適精神」的精彩之句。[103]
　　1954年二月胡適再度回臺參加第二屆國民大會時，又傳出被提名參選的謠言，但這次羅氏認為不會發生，「無論如何讀書寫書的人還是從事寫作好。」[104] 開幕日胡適擔任主席並演說，反應非常熱烈。羅氏形容說，「他的演說內容、修辭、姿態無一不好，得到大眾無數次掌聲。場內外一萬五千義士熱烈的表情，使許多人流淚。」[105] 之後胡、羅二人都當選為主席團主席，也都參加了閉幕宣言的修正工作。
　　在這段期間羅家倫忙著與一些從事文字工作的專家，研討制定推行簡體字的方案，雖得到教育當局和各界人士的贊同，卻遭到一些民意代表的惡言攻擊。他在三月發表的〈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長文中，講了一個與胡適有關的故事，來證明凡是改革沒有不遇到反對的歷史公例：「當民國七八年在當年的北京發生了一個文學革命運動，主張以白話做文章。胡適之先生是創導者，主張要建立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傅孟真先生和我們一班朋友，因為編輯《新潮》，不過是這陣營裡的小卒。當年北洋軍閥和一般衛道先生，都認我們是『洪水猛獸』，『欲得而甘心焉』。於是有一位知名的舊文學家，在安福系辦的《公言報》（當時民間稱為《訟報》）上，寫了一篇小說，名叫「荊生」。故事的內容大概是說，在陶然亭某處有一群魔鬼在開會，正在商量毀滅中國文化的勾當，忽然有二位具有大法力的偉丈夫，破壁而來，把這一群魔鬼，打得落花流水，煙消雲散，從此天下太平。其中的那位魔頭，就是現在為國民大會而來台灣，熱烈擁護自由中國，大家願意瞻仰風釆的胡適之先生。在台灣的人從毛子水先生到我，也都是荊生未打死的魔鬼，可是文學革命運動，不能不說是達到了他用國語來創造文學的主張。」[106] 然而這次關於簡體字的努力，終告失敗，令他對保守復古的思想，更感深惡痛絕。羅氏自從1950年返回台灣，一直在國民黨與政府中擔任公職（黨史會主任委員、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可是他一貫的自由思想與獨來獨往的作風，使他身處權力核心邊緣，而對政情觀察得格外清楚; 多年來對大局的焦慮，令他的心情漸趨憂鬱和悲觀。
　　1957年初胡適在紐約心臟病發，羅家倫寫信問候：「現在祗希望您靜養，以健康為第一。留得青山在這句俗語，您是知道的。康復之後，我以為您最好照原定著作的計劃，完成中國思想史這部 『名山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為學術界貧乏困頓極了，大家需要您領導。」[107] 這是許多敬愛胡適的人共同的心聲，可是此時各方面的條件，已經使他感到力不從心了。
　　1958年胡適離美回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的三年多，身邊不乏關心照顧的人。胡羅二人在職務、學術活動和社交方面，仍經常往返接觸。來往信函的內容，包括了為北大成立六十周年撰文、討論虛雲和尚的年歲與佛的誕生年代、和考證孫中山的一段談話等題目。[108] 1960年夏天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在西雅圖開會，由胡適領隊的二十一名中國學人代表團中，羅家倫也是成員之一。
　　1959年底，為了總統連任而修改憲法的爭論已經開場。十一月中胡適首次托人向蔣中正轉話，勸他「樹立和平轉移政權的風範，不要再連任第三任總統。」[109] 幾天後他在〔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上發表關於「容忍與自由」談話，表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並且說，「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同時政府與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在國民大會開會前他作出這樣的表示，批評的立場似乎有所轉變。1960年二月五日，王世杰向陳誠提出推舉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蔣氏改任行政院長的辦法，以避免修憲的必要；[110] 但可能並沒有預先向胡適提起。而這時胡適公開告訴記者，如果總統再連任，便違反了當年制定憲法的精神。為此王氏勸他：「你儘可堅持你的主張，但台灣現時國際地位太脆弱，經不起你與蔣先生的公開決裂。」[111] 毛子水則對他說，「到了現在，國難日深，民德愈下，這祇能說是中國的命運；現在先生已可對都得住國人了，對得住世界了。」[112]

　　會議開幕後，胡適仍然毫無保留地發表己見，提醒代表們「對歷史負有神聖莊嚴的任務。」 [113] 在二月二十一日國大第一次大會後的總統午宴中，為了「無記名」和「有記名」投票的問題發生了爭論。胡適的立場是「無記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脅」，與蔣中正的主張相左。[114] 此時國民大會已顯出失控的局面，胡適如果堅持對立的態度，情況更有可能惡化。因此宴後羅家倫要求和胡適一同回南港詳談，才得化解這個癥結。其實關於這項憲法上的程序問題，胡適在1951年五月卅一日致蔣氏的信裡曾強調說，「立法院現行的『無記名表決』，必須修改，必須改為『唱名表決』。」[115] 指的便是一般議會的投票方式。這次大會中胡適的活動不多，閉幕前便住進醫院檢查。對於通過憲法臨時條款，蔣中正得以再次連任的結局，他自然是失望的。
　　這年九月的雷震匪諜案和《自由中國》的停刊，是胡、羅二人在美國開會、訪問時發生的，主要原因是雷氏多時籌辦新政黨，觸怒了蔣氏父子。胡適多年來主張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黨，但自己從未對組黨表示興趣。1960年雷震屢次敦勸胡適出來領導「中國民主黨」，均受到他誠意的阻擋及警告，可是未見生效。[116] 其實雷氏本是資深國民黨員，組織反對黨也可以視為一種國民黨分化的行為。不幸雷氏邀同組黨者包括了一些臺籍反對派名人，導致當局嚴厲打擊, 以「涉嫌叛亂」名義控告。「最後非但〔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又連帶《自由中國》陪葬。」[117]同時也為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帶來了最大的一次危機。
　　當胡適最堅持的言論自由受到危害時，他的反應是不留餘地的。他立即從美國打電報給副總統陳誠，並寫信給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請他們轉告蔣氏，要求將案件交司法機關審判，並指出雜誌停刊對國外輿論之負面影響。與外國記者談話時，他更是大聲為雷震的愛國和反共辯護。胡適回國途中在日本停留期間，毛子水專程飛往東京先向他報告案情，並同機返臺。同時羅家倫與陳雪屏又聯名打電報到東京給胡適說，「雷案尚在法律程序階段，先生抵機場時記者及家屬必環繞，務請不必當場有所表示，詳情容面陳。」[118] 十月二十二日深夜胡適返抵台北，在機場貴賓室迎接的人, 大半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如楊亮功、羅家倫、陳雪屏、李濟、姚從吾、錢思亮、朱家驊等人，出機場後一同回到南港。當夜胡適在記者迫問下不免說了幾句氣話，第二天登上了報，[119] 更引起了國民黨與政府內一些人的反感。
　　為此，羅家倫曾在十一月寫信給黨內某要員，詳為解釋誤會的由來，信中最後說，「他（胡適）現在對於國際環境最近的演變，深抱隱憂，對於國家如何應付的措施，內心是很關切的。他是通達而以國為重的人，一定有他的分寸；但可慮的是反政府方面的人們千方百計的包圍他，刺激他，而我們黨內的同志和政府的同人反而疏遠他，冷淡他，而且甚至於有若干很忠實卻不甚明暸中央苦心與大計的同志，也來加以刺激，那就無形中中了敵人反間之計了。弟此次與幾位朋友，自告奮勇來做緩衝工作者，完全是為黨國大局著想，無關任何個人，如因此而引起忠實同志之誤解，亦非所問，祇求問心無愧而已。」[120] 這大概便是羅氏最後一次為胡適效力了。十一月十八日，胡適與蔣中正會面談話時，雙方為了雷案都表現得相當衝動，但是對最後的判決並未發生任何影響。
　　此後胡適工作繁忙，健康減退，同時又因為「東西文化」的爭論遭到一些無聊文人的惡意攻擊。1961年十一月胡適與羅氏夫婦有約，但臨時送去一張名片，上面寫的是：「自從十一月七日以來，脈搏頗不規則，已檢查過三次，醫生勸令暫勿出門，故今晚不能赴尊約，千萬請　志希兄嫂原諒。」隨後他住入醫院，1962年一月五日羅家倫曾去探望；又過了八天再往南港晤談，可能就是二人最後一次見面了。[121]
　　1962年二月底胡適的猝死，為台灣各界帶來了重大的打擊。對許多人來說，他所象徵的希望突然幻滅, 羅家倫的傷感自然特別深切。三月二日出殯，他是覆蓋北大校旗的四人和覆蓋國旗的六人之一，日記上說，「大殮後並與季陸、雪屏、天放諸位覆國旗於棺上。步行送至松江路口換汽車隨靈至南港。沿途學生、青年、與一般民眾肅立兩旁致祭送葬者比比皆是，不止五六萬人。不等到南港地區，沿途路祭與放鞭砲者即已相接。商人、工人、均停止工作肅立致祭或敬禮。我看了真是感動到墮淚。有一個三輪車夫即在車上燃香燭並設水果兩盤，自己低頭肅立，表示祭意，看了尤為難過。」[122] 羅氏自己在瞻仰遺容時的痛哭，也留在記者的鏡頭裡。接著他參加治喪委員會，為討論墓地、遺著及遺屬等事宜，整整忙了一個月。
　　這個時期羅氏除了對記者的談話外，還為新聞局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目是“When Wisdom and Virtue Met”。[123] 文中列述胡適領導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從事教育、外交、學術等事跡；題目則是從蔣中正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裡面提煉出來的。十月胡適安葬南港舊莊，羅氏所起草的墓誌銘是：「這位為學術文化進步，為思想言論自由，為維護民族的尊榮，為增進人類的幸福而勞心焦思，不惜耗盡一切生命力量的人──胡適先生──安眠在此地。」[124] 最後採用的銘文較長，但是這幾個片語，都包括在內。
　　對於胡適的死，當時有許多人形容為 「巨星殞落」、「大星之殞」。在其光澤照明下無數大小星列中，他的學生羅家倫無疑佔有一席之地。無奈這批[五四]師生, 付出了半世紀的心血和努力，始終未能實現他們提倡文藝復興和新文化創建的壯志。[125] 羅家倫為胡適所作的輓聯只有十個字：「為文化拓荒，回祖國殉道」。前一半是不辯的史實；後一半的「殉道」，本來不是中國舊有的名詞。然則他所指的「道」，到底是科學和民主的信仰，還是那份「把世界重新造過」的天真？難道中國的再生，不僅需要殉國的勇士，也需要「殉道」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