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紀念館

胡適作為中國近代學術界的領袖，一生接觸無數中外學者。僅就中國學者而論，他和一些著名學者之間的交往，就不乏「或友或敵」，乃至「亦友亦敵」的微妙關係。

錢玄同
錢玄同是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本人精研文字之學。當胡適初唱文學改良之聲時，老輩宿儒附議者少。此時，身為北大教授的錢玄同卻去函《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對文學革新之議公開表示讚賞，一時令胡、陳信心大增，文學革命的旗幟也因而高揚。而胡適進入北大後，同事多為章太炎的門生故舊。胡適周旋其間，有時不免欠缺信心。當時，胡適每逢撰成一文，往往即向錢玄同請教，得到他的贊同後始對外刊佈，又或是據其意見修改。另一方面，因為錢玄同的居間牽線，胡適才得以與部份「趨新」的章門弟子合作，一起以北京大學作為基地，發動一場席捲全國的新文化運動與整理國故運動。

陳寅恪

胡適與陳寅恪都是近代著名學者。兩人雖然都具有留學背景，家世、個性卻完全不同。抗戰前十年，胡、陳都在北京任大學教授，雙方共同的朋友不少，彼此交往卻不太密切。面對西方文化大規模輸入中國後所造成的文化衝擊，胡、陳之間看法不同。胡適主張中國應該「充分世界化」，陳寅恪則強調中國在輸入外國文化的同時，應始終「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因為胡適成名較早，發表的言論也在全國具有廣泛影響，故陳寅恪的不少文化論述實際上都是針對胡適的言論而發。就學術見解說，胡適自從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以後，一直被年輕人奉為「國學大師」，又在學界帶動一場「整理國故」的風潮。而陳寅恪則對胡適的這部名著不甚欣賞，且認為時下的許多「整理國故」工作，其中流弊不少，因而不時為文予以明嘲暗諷。

陳垣
胡適和陳垣，一為洋博士，一為土學者。1920-1930年代，兩人都是北平學界領袖群倫的人物。他們之間的論學交誼，多年來在學界傳為美談。尤其在1930年代，胡、陳兩人比鄰而居，交往更為密切。當時胡適的不少著作，寫成後都請陳垣指教；陳垣的部份重要著作，撰成後也請胡適作序。抗戰爆發後，胡適遠赴美國，兩人分隔異地。但胡適透過王重民作為中介，對陳垣的各種已刊、未刊著作，仍然得以接觸、利用。戰後胡、陳在北平重逢，得以延續過去的論學商榷之樂。不過，隨著1949年政權的轉移，兩位朋友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陳垣更發表了一封致胡適的公開信，宣示兩人政治立場的差異。這封公開信，後來被視為舊知識分子公開「批胡」的第一炮。

王重民

胡適個性溫和，對待後輩尤其親切，許多人都得過他的指點和提拔，王重民即其中之一。不過，在胡適的所有後輩中，王重民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胡適從駐美大卸任後，正是王重民在1943年給他的一封信，引起他重審《水經注》案的決心。而胡適自開審《水經注》案以後，熟於清代文獻的王重民也始終主動提供資料，又隨時提出質疑問難。胡、王留下的大量論學信札，至今仍是了解胡適生平與學術的珍貴一手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