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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志成 | 一九一九年二月，胡適在「全盤性反傳統」思潮的高峰期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該書雖是胡適藉以批判和清算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利器，但在「大破」之餘還有「大立」。該書所提供的一整套治學的信仰、價值、方法和技術，為中國整個人文學科研究的現代化，起著一種「典範」兼「示範」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們可以斷言：無論是從思想到方法，無論是從內容到形式，中國之有現代學術，實由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始。胡適纔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真正奠基人。
馮友蘭是胡適的老學生。當胡適甫由哥大學成歸國並第一次在北大開講「中國哲學史」之時，馮友蘭剛好在北大中國哲學門攻讀。正是胡適在方法學上的啟蒙，把他從「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來，使他整個學術生命忽然開了竅，從而跳脫出傳統學術的羈拘，窺見了現代學術的新天地。但過了十多年之後，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會通古今」和「融匯中西」的精神，取代了胡書「全盤性反傳統」的精神，並以「釋古」的典範取代了胡書的「疑古」典範。馮書是在繼承胡書的基礎上，深刻地批判了了胡書，並全面地超越了胡書。職是之故，馮書甫一出版，便使得胡書過時並從此走入了歷史。在西方學界，學生在學問上質疑、挑戰、甚至推翻自己老師的學說，本是理所當然。馮友蘭對自己的「後來居上」也心安理得，沒有一絲一毫的愧疚之情。但一心響往「全盤西化」的胡適，說到底還是一個中國人。被推翻被超越之後挑激起來的痛楚失落懊惱和妒忌，在胡適心中鬱結成了一團終生難解的憤憤不平之氣。日後胡適祇要逮到機會，總不忘記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及馮友蘭本人進行抹煞或打壓。胡適對馮友蘭的「另眼相看」，又和他一貫溫良恭儉讓的西方紳士形象，構成了如許巨大的反差。這不僅使研究胡適的專家學者咸感困惑，恐怕就連胡適自己也難以說清楚講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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